30年代，南日岛已有18个村，人口不过两三万，出岛唯一的工具是一条仅容三五个人的破船，艄公是一个老渔夫，两天划一趟船。一次要划四五个小时才到涵江（旧称红头）。大陆人说：“乞丐去了南匿山，会死本船租钱”。岛上常年风沙弥漫、干旱水灾，台风是常有的事，一半人以农田为生，一半人靠捕鱼为生。没有贸易和集市，农业村的人把地瓜挑到渔业村去换鱼虾回去。“南日岛，风景好，风沙大，好天少，地瓜多，大米少，光长石头不长草，姑娘都往大陆跑。”
“人民食粮以山芋为主，无山芋时，即向海中掏小鱼以充饥，非岛民不惯食米，是因金钱不许可。—《南日岛志》
山芋是居民们的主食，受土壤水质影响，山芋又小又瘦，仅有鸡蛋那么大，一个一口就没有了，一到挖山芋的季节，岛民们全家出动，爬山越岭，挖得几袋山芋储存家里，吃到发霉，妻妾成群的地主们坐着轿子，上门讨地租，交不起租的村民便被赶到东菜尾等偏远的村庄。
东岱村又是南日岛最偏僻落后的村子，在哑铃的尾端，因她是岛上最后的一个小村而又得名为东菜尾，周边是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屿，三面绕海，只有一条时通时阻的狭小的沙滩路与西边村子连接。一座石头山屹立东南边，它与海相接，就是海上气象台大峤山，山上只有光秃秃的石头，没有半点草木色。居住这里的都是各个村里搬来的弱小群体，每年大潮或台风时，沙滩路就被海水淹没，村子就会成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村。
被赶到东菜尾的人还要忍受外界大村人的压迫与剥削，沙洋人凭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地形，在他们必经的路上设下关口收路费，东菜尾人只能走到南坑108个阶梯，很多无法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和工作环境，又纷纷逃离搬迁到周围的无人岛去。只有命硬的人，才能生存下来。一村赶跑一村，一姓又赶跑一姓，最后只有四个姓的人生存下来，王、魏、胡、许。
王魏是大姓，人丁兴旺，胡许是小姓，人少。村里民风强悍，渔民姓氏观念很强，他们按姓氏居住，大鱼吃小鱼，大姓欺负小姓，大姓人家又把小姓人家赶到了山上去。姓族之间相护，大姓之间还连着亲，得罪一家，便是得罪一族，两家吵家而引发的全村群架是常有的事。打输的人家又被逼的搬家，所以，王魏居住在村中间的平原上，而胡许的人家都在偏远的山地上居住，再后来，主岛周边四个无人岛都住上了人，分别是小日、鳌屿、罗盘、赤山等岛。
3吗啡盛行
“民国二十三年起打吗啡流行全岛，每日消耗在二十元以上。”
——《南日岛志》
在东岱村的后山头，有一座一层楼的土坯房，共五厢房，生活着许氏一族，约二十多人，许氏家族据说是在清朝年间许孟金兄弟由东桥镇许厝村搬迁过来的，在南日岛还有山初石门峡一支。
许氏家族世代以捕鱼为业，到这第二十三代，几乎都是英年早逝，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命丧大海，成了村里有名的寡妇族。他们人丁稀少，门衰祚薄，常受村里的几大姓氏的排挤，男子们娶个媳妇都很难，通常是到外村不清楚他们家底的人家，讨个便宜的老婆。
许氏家族目前并无大才人物，到了许亚乌这代，才有了许亚乌、许亚林，许亚迪等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还算强悍，外人不敢轻易欺负，许亚乌已经25岁，算是家族里的顶梁柱，捕鱼近是近十年，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渔船，刚刚娶了老婆，家徒四壁，常常揭不开锅。
民国二十三年起，由于医疗设备差，一种叫“吗啡”的注射液开始流行，全岛渔民们凡是大病小病，牙痛肚子痛，都希望注射上一剂吗啡，它的到来，无疑是给了从事艰辛体力劳动的渔民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满足感，往自己的手臂注射这种毒品远远胜于偷偷从妓女身上找到欢愉。渔民们不惜将海上捞回的所有血汗钱投入其中，他们当然知道那是用另一种方式燃烧一条从风浪里捡回来的生命。
当时村里的多数男人都有打吗啡的恶习，他们往往是靠赌博去换取打吗啡的钱，一日吗啡的消耗是全家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口粮，无经济能力承担时，就开始变卖田产，渔具，甚至卖掉老婆或者孩子，最后英年早逝。
而打吗啡的最大收益者，仍是林德慎和他手下的四大王。他们控制着吗啡的来源，以此无休止地压榨着岛民，直到他们流尽了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东菜尾村的渔民几乎都是吗啡的受用者，许亚乌染上了“打吗啡”已经几年了，他瘦得皮包骨头，手臂上黑色的窟窿不计其数，整日醉醉醺醺。“吗啡瘾”发作时，忽冷忽热，口水直流，指妻骂子，脏话狂出。他靠着赌博赢来的钱支撑吗啡消费，手气不错。
他的妻子阿毛便是他在赌桌上赢回来的，岳父也是吗啡鬼，输了亚乌十八块钱，便将女儿阿毛卖了过去，阿毛小亚乌几岁，嫁过去时，还没有发育，如今正挺着大肚子。
这几日，村里的吗啡突然断货，可能是台风的原因，渔船不能出岛。亚乌毒瘾发作，他看着自己满是针眼的手臂，有一种撕心裂肺的骚痒，像是无数只小虫在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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