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記》說者各不同。《留青日札》云：“高明，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處州録事，改調浙東閫幕都事，轉江西行台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友善，勸之仕。登第後，棄妻周氏，贅太師不花家。則誠作此以諷，取琵琶上四字爲王四云爾。元人呼憽不花’，故謂牛太師；而伯喈會附董卓，乃以之托名焉。高祖微時，常奇此戲文；禦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於是捕王四，置極刑。東嘉後卒於寧海。”《曲藻》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小人說：‘年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
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至此耶?”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圜索隱》云：“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諷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自寓也。”又《真細錄》云：“明祖彙刪元人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廉知其爲王四而作，遂執王四付之法曹。”二說與《留青日札》同。吾里徐坦菴則主牛僧孺事。余按：宋人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輟耕錄》所列雜劇之目，亦有《蔡伯喈》。意者，高則誠之作《琵琶》，當本於宋、元以來所相承，如《西廂》之本於《鶯鶯六么》耳。僧孺之女，固爲適合；王四之諷，亦未足憑。《閒中今古錄》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洪武中，徵辟，辭以心疾，不就。使複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邪！’其見推許如此。”
《雕邱雜錄》云：“則誠《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拍處痕深寸許。”《在園雜志》云：“《琵琶記》，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靜志居詩話》云：“則誠填詞，燒雙燭。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道聽錄》云：“《琵琶》乃詞曲之祖。嘗見李中麓《寶劍記》序云：‘永嘉高明初編《琵琶》時，坐高樓中，每夜秉二絳燭於前，詐云神助，以冀其傳。曲成自歌，疊足爲節，樓板至有足痕。’”
《茶餘客話》云：“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言：‘撰《琵琶》者，乃高拭，字則成，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拭，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
《甌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弟之意可見矣懚r史，首彈丞相史浩。今世所傳《荊釵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乃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耳。又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憤，投江死。’”《聽雨筆記》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剌骨，遂作《荊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之事，其實不根之謗也。”《冬夜牋記》、《天祿識餘》與此略同。按：史載陳之茂嘗毀史浩，浩擬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邪?”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人。”浩寬厚如此，何其容獨惡於龜齡而見諸詞曲耶?《書影》亦辨之，云：“《荊釵》，後人謂史之黨爲之以詈王者，宋時安得有傳奇也?”《南窗間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舍’。”此亦以玉蓮爲妓；而前則以爲王不顧而投江，此則以爲從孫而施寺，恐皆緣傳奇而傅會耳。《河上楮談》云：“或謂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作《荊釵》。蓋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故欲以報也。”《升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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