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巍峨的群山高处笼罩着云霭，一个带着斗笠的人正半蹲在悬崖边上，只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可他只是低头摆弄着一只猎隼。那猎隼凶猛无比，一直扑腾，锋利的爪喙一直周旋在他的指间，若不是那个人带着长及肘部的皮手套，恐怕要落得双手鲜血淋漓的下场。
他一边往猎隼的腿上绑着什么东西，一边自言自语道：“我找不到你，它总找得到你，虽然你一直躲着我，但我不相信你会不管老三的死活！”
说话间，他已经绑好了，站起身，用双手将猎隼向上一托，喝了声：“走吧！”
那猎隼脱了禁制，瞬间展开了宽阔的翅膀，盘旋了一下就飞走了。那个人看着猎隼远去的身影，久久伫立不动，他的斗笠压得很低，看不清面容，只有脑后的长发被山风吹着，肆无忌惮的飞舞。
我叫苏谅，无业游民，现在住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南区的家属楼里，听我二叔说，这个房子是我过世的老爹留给我的。虽然我对他没有多少记忆，但是我从二叔口中的描述来看，他是个好人，勤奋善良，可惜身体不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癌症死掉了，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他的长相。至于我妈，我二叔说他也不清楚，说是我老爹突然有一天抱回一个孩子，一口咬定是自己的，就养起来了。不过我二叔说，现在来看，没抱错，我无论是长相还是脾气秉性都越来越像我老爹，用他的原话说就是，绝对是苏家的种。
因为没爹没娘，所以我跟亲戚们的关系也不太亲近，但据我所知，苏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家族，从每年的家庭聚会就能发现。每年农历的除夕、正月十五、七月十五还有冬至都会有一次盛大的聚会，基本上每个苏家的人都会到场，无论多远都会尽量回来，甚至包括已经出嫁的女儿们，从这一点上看，苏家的姑爷和婆家都是好脾气，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嫁出去的女儿断然没有在娘家过年的道理。
不过这种聚会，我倒是很少出席，因为我没有父亲，没有人管，另外也是因为那些亲戚我确实不熟，根本分不清谁是谁，该叫什么。以前我十几岁的时候，二叔曾经带我参加过几次，人太多，光祖父辈的就十七八个，最大的九十多岁，最小的比我还小，名字里还只有一个字不同，真的傻傻分不清。后来二叔见我实在无聊，也就不再强求我参加这种聚会了。
二叔是我老爹的二弟，也是我老爹兄弟中唯一一个留在哈尔滨的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有四个弟弟，剩下三个分别在云南、四川以及上海，我都见过，可是没什么印象。我二叔结过婚，可惜后来很早就离婚了，我对那个婶子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只留下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我们都是本家言字辈，所以大的叫苏训，小的叫苏谦。我们三个就像亲兄弟一样长大，在同一所学校的不同年级上学，由同一个游戏厅转战同一个网吧，玩同样的游戏加入同样的公会。
唯一不同的是，二叔对我比较宽容，几乎可以称的上是放纵了。在“棍棒出孝子”思想指导下的北方家庭里，虽然同样闹的鸡飞狗跳人见人嫌，但挨打的从来没有我，连一句重话都没对我说过。经常是闯了祸回家，他们两个被拖进二叔的卧室，我被一个人留在客厅，坐在沙发上心惊胆战的听他们鬼哭狼嚎。到后来，他们就总是把事情往我身上推，反正叔叔又不会打我，最多是罚我背书罢了，结果时间长了，别的作用没有，叔叔家里的诸子百家各种典籍我倒是背了大半。
我记得有一本书中提到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期其实是构建自我意识的过程，孩子通过反抗直至打败自己的父母来完成成年心理的建设，这在很多古老的神话中都有影射，比如宙斯弑父，比如俄尔普斯，缺失父母或被极度宠溺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容易发生心理问题也是因为这一点。由于二叔的这种“特别优待”，使我失去了反抗的对象，我的叛逆就像是用力将拳头打进棉花，不会有任何的成就感或是自豪感回馈给我。久而久之，我变得温顺消极且随波逐流，还有一点懦弱，我自己知道，不过我也并不在意，这是好事，人生苦短，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念书的天分，他们两个读完高中就去外地读技校学汽修，只有我自己勉强上了一所本地的二流大学，后来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在火车站看到“山东蓝翔技校欢迎你”的条幅时，有种突然找到组织了的感觉。苏谦比我小一岁，所以多陪了我一年，等到我上大二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我自己了，开始时还颇不习惯，觉得有些孤单，毕竟他们两个谁也不是安顺的人。但是二十岁的年纪，哪里知道寂寞两个字怎么写呢，很快我就跟我的同学们玩在了一起。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所交的朋友当中，跟我玩的最好的是叶修。他比我小一岁，那时剃着寸头，好像有多动症一样成天上蹿下跳，无时不刻不笑成一朵向日葵。如果说我是只敢在内心狂野一把的“闷骚”类型，那么他就是“明骚”的典型代表，脸皮厚得无以复加，且自诩坦诚，被一个外院的女生拒绝了十几次还不放弃，每天都贱兮兮一脸谄媚的给人家全寝室打水，还美其名曰：坚持就是胜利，结果大学四年下来女生没泡到，倒是留下了一个“打水哥”的美名，因为他每天中午都准时拎着四壶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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