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长幼规矩；外化为君子的斯文风范，君子的彬彬有礼、文质彬彬。这就叫以文化人，这就叫尚文之道。这就叫以德治国，以文治国，以礼治国，政治文明，斯文济世。“诚于中形于外”：伦常哺育孝悌，孝悌升华为仁德，仁德是核心，构建文化，文化表现为礼法，做事、举止、进退，直到容貌、面色、身体姿势与表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尤其是君臣父子，恭谨诚敬，慎独慎微，没有给放肆混乱、倒行逆施留下余地。在礼的推行上，孔子十分重视面容表情，提出“色难”命题，他重视苦练内功，他要抓灵魂，要培育“无违礼”、“三月不违仁”的喜怒哀乐与面部表情。直到当代，我们讲到一些人们不喜欢的人、说法与文字的时候称之为“面目可憎”。中华民族历史上某些家伙的“面目可憎”问题，已经存在至少两千五百年。消除可憎面目，是我们至今仍在奋斗的历史重任！孝发展而为忠，其理自明。悌发展而为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顺理成章，不由得你不喝彩。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内及外，“郁郁乎文哉”（本是孔子称颂周礼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道，这个道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德——仁义——文化——仁政——礼治。这个道是诚意也是正心，是修身也是齐家，是治国也是平天下，是忠恕也是仁义礼智信，是恭宽信敏惠，是温良恭俭让，是四维八纲——“礼义廉耻”或者加上“孝悌忠信”，是四德“恭敬惠义”，是克己复礼，是忠孝节义也是浩然正气，还可以加上一切中华美德，一通百通，一美俱美。从这个“一”出发，孔子乃有如下的一些重要主张：第一是正名。基于汉字的综合信息量，培育了炎黄子孙的看重整合，不喜条分缕析的方fǎ_lùn。除少量外来语外，命名就是定义定位，就是期待，就是价值宣示。命名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诸人诸事诸物的认识与把握，命名就是认识世界，命名就是治理安排拿捏。名中有义，名中有理，名中有礼，名中有分。正名就是整顿纲纪，就是名实相符，就是政策待遇确定，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有道，就是有章法，有秩，有规律，有整顿，无乱象。不仅孔子如此，老子同样强调命名的重要性，他说的是“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命名等于无万物之母，即无万物。直到一九四九年后，我们仍然极其重视命名，例如人民国民之辨，例如敌我友区分，例如姓社姓资，例如地富反坏右戴帽子摘帽子，例如敌我与人民内部矛盾结论，例如左中右区分。有的人干了一辈子革命还在苦苦地等候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名”——“结论”。有的为了争当“左派”而不惜兵戎相见。此种思路，外国人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学学《论语》就会明白得多。第二是君子与小人之区别，这也是一个大命名工程。孔子对社会大体上是两分法：一部分人是治人，即权力体制中人；一部分是治于人，即被管理者。君子从社会地位来说是权力中人或候补权力中人。对于权力中人的文化要求与道德要求，当然要比从事生产劳动等“鄙事”的人众要高。“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君子周而不比”，即君子讲究的是义理，是原则，是大局，是世道人心，不陷于教条与具体行业。而“小人喻于利”，小人看得见的只有实打实的眼前利益。“君子和而不同”，是真和；“小人同而不和”，是假抱团的宗派山头黑手党之类，终必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君子之争，争起来彬彬有礼；小人之争，无所不用其极，坚如磐石团结假象，一朝败露。“君子坦荡荡”，正如故宫里皇上的题字，到处是“正大光明”，透明度一百一。皇上最痛恨的是底下的臣子与他斗心眼耍诡计。“小人长戚戚”，小人鼠目寸光，不会自我调节，小人多是低级性恶论者，他们感觉到的永远是轻蔑、妒恨、阴谋，不是他嫉妒坑害或轻蔑旁人就是旁人嫉妒坑害或轻蔑他。孔子对君子的期待既务实又理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都很老到，堪称精明入化。他的斯文救国论，他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但理想，而且纯正天真大气。而他对于小人的论述，干脆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同而不和”啦，“言不及义”啦，“巧言令色”啦，“小人穷斯滥矣”啦，“小人之过也必文（掩饰）”（子夏所言）啦，“小人不可大受（承担大事）”啦，“小人比而不周”啦，“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啦……甚接地气，眼里不掺沙子。读之甚奇，“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一副士绅派头的孔圣人从哪里了解那么多小人的世情洋相？孔子不火不温，不“道学”，不冬烘，绝对不书呆子。这样，“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朱熹），绘出君子的道德文化风范与小人的低俗可悲，君子与小人之辨就不是社会地位问题，而是文化教养问题了。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说不利于民权平等观念的形成，但有利于保持权力系统中人精神面貌之精英性、示范性、先进性，对于中国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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