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超大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对于实行精英政治，集中权力治国理政，其实具有相当实惠的劝勉性与可操作性。这样的君子小人之说，还有被民人服膺的便利处。一是，你的权力来自道德文化，而不仅仅是世袭、血统、异兆、武力，老百姓听着舒坦，好接受。二是，你的道德文化记录太差，你就成了无道昏君独夫民贼，民人就有权不承“载”你而颠“覆”你，老百姓就有权替天行道，造你的反，灭你的朝廷。三是，强调道德文化修为，开通君子与小人的交通路径，缓解疏通君子与小人间的阶级对立，为后世建立科举制度打下思想基础。四是，推动教育，增强读书好学上进风习。第三，孔子十分重视劝学，只有通过教化与学习，才能培养出文质彬彬，继承斯文的高尚一脉，才能继绝学，也才或有望于开太平。孔子提倡的是学习型社会，是“温故知新”，是“举一反三”，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后者即内自省比思齐还重要，还难做到，还伟大。《论语》中多次讲到了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吾日三省吾身”，有一点点像基督教所提倡的忏悔，比忏悔的说法温和中庸一些，不那么刺激煽情诈呼施压。后世则将“自省”发展为高尚的“自我批评”。孔子还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子主张在生活中学习，向活人高人学习，联系自己的实际学习。他与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毫不相干。后人在尊儒敬孔中出现“白发死章句……茫如坠烟雾”（李白）的呆鸟，是后人没出息，孔子没责任。第四，孔子提倡中庸之道，提出各种事情各种场合所言所行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这个中庸之道，是对于中华文化与孔子的尚一、尚同的重要补充。孔子讲“一以贯之”，孟子讲“天下定于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一了，同了，不争了，自然天下太平，幸福指数飙升。中国过去没有西方所谓“多元制衡”的传统。中国的平衡往往表现于时间的纵轴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尚一的传统仍可能与汉字魅力有关，汉字表达的是形、声、义。尤其是义，一个字可以涵盖天地、包容宇宙、吞吐古今、囊括兴亡，且具有精妙的结构。汉字是口语的书面化，而且有时是文字的精粹化、神圣化、终极化、“宗教化”。越是大人物越愿意用一个字或词来表达一切真理。字越单一，解释起来就越无限。更重要的是，一元化简约化才能去除纷乱、阴谋、颠覆、争夺、花花肠子。长久以来，人们没有看得太清的是：只有“一”却缺少“多”的合理合法地位，也不是好事，它会使矛盾潜伏，负能量积蓄，酿造更大的灾难。除了尚一则是尚同，最高理想是世界大同，是共产主义式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不分你我他，共享“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也许圣人、亚圣们多少看到了“一”化的危殆，看到“同”的困苦，才强调中庸，强调毋为已甚，适可而止，恰到好处，一直到留有余地。和而不同，已经是很漂亮的中庸之道了。中庸之道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一颗仁心，两手准备：可以知可以愚；可以进可以退；可以用可以藏；可以显可以隐；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兼济天下；可以怀大志修齐治平，也可以带着友朋学生春游沐浴、舞蹈吟唱（“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是对立统一，已经是中庸之道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多半知道老庄的精通辩证法，却也应该知道孔子的中庸之道的辩证法。同时我们不能不为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所感动。到了孟子那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更成为理想主义的弥赛亚（救星）了。清末以来，社会矛盾高度尖锐化严重化，几乎没有给充满危机感的国人留下中庸中和中道的空间。“五四”以降，人们对中庸之道厌烦，甚至认为那是一种不阴不阳不男不女的乡愿嘴脸。“乡原，德之贼也”，尤其在革命发动、抗敌惨烈的年代，你大讲中道给人的感觉是逃避责任，狡猾市侩。自孔子以来，《论语》流传了两千数百年，流传当中谁能保证孔学不走样，不被歪曲，不被利用？被接受被膜拜被高歌入云到那个程度，如果不是孔子而是别的“子”，弄不好会变成邪教。它是孔子的成功也是孔子的灾难，一种学说发达到儒家那个份儿上，全民皆君子皆儒难于做到，儒降低成全民的口头禅与旗号，同时去精英化去君子化去学理化则十分可能。现成的“文革”的例子，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结果是大歪曲。儒家既是精神的瑰宝源泉，也可能被庸俗化、极端化、烦琐化、教条化、僵尸化、狗血化。天下滔滔，到处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们斗红了眼的时候，敢于提倡斯文的中庸，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以色列总理拉宾，不是在战斗中死于敌手，而是在和平努力中死于本国的“志士”。呜呼痛哉！承认中间状态与多种选择的存在，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意义。中庸之道，恰恰是非专制主义、非独断、具备一定的灵活性松动性的一个标志。孔子一方面尚一，两分世界，同时又强调中庸，强调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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