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强调和为贵，强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承认在改朝换代大变动中多样选择的可能性。“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都予以理解，而说到他自己，则余地更加宽阔。可惜的是以他的门徒自诩的人当中，呆滞者太多了，例如明代的著名清官海瑞。第五，除了尚一、尚同，还必须尚文。文质彬彬的人方能中庸，急赤白脸、心浮气躁的人不具备彬彬的文质，也就中不了庸，或者只会中出一个令人恶心的无耻无勇的低俗之庸来。为何尚文？因为心性需要文明、文化、文艺、文学的滋养陶冶调理。“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认为，要修齐治平、治国理政，就要抓文艺。中国国情，只有好好读《论语》等古代经典，才能拎得清。第六，再进一步使文化成为行为的规范的，是礼。“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以和统礼。不是用法的惩罚暴力，而是用和气的礼貌的文化熏陶来规范民人行为，这听起来是多么优雅，多么理想，多么高明与可心。想想看，人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了，还要严刑峻法打板子砍脑壳做啥？法治不能不苦不威不恐吓，礼治却温馨喜悦甘之若饴也。礼法中最重要的是祭礼与丧礼，表达了对先人、对祖宗、对天地，对生死、对生命链、对历史和传统、对久远的以往也包含对亡灵与彼岸世界形而上世界的敬畏崇拜、深情重意。祭祀培养的是“慎终追远”的厚德与担当。这里已经饱含了宗教情愫，却又延伸为做人做事的当下道德规范。尚一、尚同、尚文、尚古、尚中（庸或和），这五“尚”构成了中国君子之道德斯文——宗教崇敬体系。第七，孔子强调的是周礼。一个朝代，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在它最初建立的时候往往颇有动人之好处，否则西周如何取殷商、武王如何取纣王而代之？谚云：“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话糙理不糙。但世上压根儿没有完美无缺的体制运作与王权管理。时间长了难免暴露出缺陷问题，渐失新鲜感、敬畏感、认真感，渐显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形式过场、陈旧呆板、虚与委蛇、酱缸粪堆之类的弱点。《红楼梦》里的贾府，礼数不缺，却已腐烂透顶，摇摇欲坠。伟大中华，从孔子时代到现今，动辄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通俗歌曲名），盖有年矣。与其说是国人复古保守观念是从胎里就带过来的，不如说是理念与制度缺少民主多元的挑战与与时俱进的发展所致。那么孔学的主张在我国实践得如何呢？遭遇又如何呢？想想看，只要不觉得孝亲与悌兄有多么艰难遥远，恕道也就近在咫尺，忠也离我们不远，宽厚自然而然地造就，知耻之勇油然而生，恭谨礼让理所当然，廉洁与高尚成为风气，道义之心压缩逐利之心，君子坦荡荡的斯文抵挡得住所有的卑俗、凶恶、敌意与乖戾。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不免心花怒放，三呼圣人大哉：世道人心化险为夷，政治秩化逆为顺，世道风气化浇薄为朴厚，处处谦谦君子，在在温良恭俭，权力惠民，百姓忠顺，君臣相得，邻里相助，阴阳调和，这就叫作天下归仁，斯文济世。这样的天下归仁的理想国并不会现成摆放，任你享用讴歌，而是要经过努力学习、长进、切磋、琢磨，才能成真成形成事：读书明理，温故知新，举一反三，见贤思齐、见不贤思改，学而思、思而学，学而时习之，克己复礼……这干脆可以说是古代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梦。可惜的是这样的梦实现的时候少，望尘莫及的时候多，背道而驰的也不少。鲁迅指出：“‘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便是可悲的铁证。”鲁迅这里说的“可悲”，确实是中华之悲，也是孔子之悲，人人尊孔学孔，却硬是出现不了天下归仁、为政以德、万世太平的美好局面。而到了近现代，遇到强力霸道的“外夷”，儒家孔学，更是狼狈慌乱，无以自处。孔子的中国梦美丽、善良、单纯、精彩、雄辩、适宜，却不无天真。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探讨推敲家国天下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非斯文方面，权力与暴力方面，管理与匡正方面，利益与竞争方面，生产与财富方面，科学技艺方面。他也可能远远没有顾得上去认知民人（首先是被他确实发现了许多弱点的小人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不可能像二十世纪的毛泽东那样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生活中的非斯文因素与众“小人”，再来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话，可就成了自欺欺人喽。子贡问孔子：有美玉是珍藏在匣子里好还是卖个好价钱好？孔子马上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掉呀，卖掉呀，我就是等待着好价钱的呀！）孔子的热烈与直率跃然纸上。他完全没有作秀清高、想吃怕烫的尴尬。子贡的提问点到了孔子穴位上，他却毫不含糊。他的待价而沽的声明不是为了自己的立身扬名，像苏秦、张仪等所说的那样，而为了他的传承斯文、救亡斯文，以斯文一脉济世救国的天命。他心地干净高尚，所以不怕说他“官迷”。同样，他的斯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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