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多有对于幸福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也会有禁欲、压制与更多地强调牺牲、把美好梦想寄托彼岸的讲求，还有宣扬颠覆、仇恨、“圣战”的激越。前者压制，是为了精神纯洁与神圣化，是道德完满的代价，或是为了死后另一个世界的无限幸福；后者颠覆，则是由于对现存秩与文化主流的否定与绝望。归根结底，文化的追求在于光明、幸福、美好、正义、“天国”。孔子说颜回是：“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也是夫子自道。尼采的说法则是：“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会再制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孔子，离不开儒学，离不开与儒学共生互争互补的先秦诸子百家以及数千年来没有停止过的对于儒学的陈陈相因、时有闪光的解读与论争。优于斯，劣于斯，疑于斯，习于斯，安于斯，欣欣于斯，凝聚于斯。中华传统文化的格局奠定于东周时期，兹后两千多年，到鸦片战争发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孔子年代，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式微，五霸之类诸侯国家纵横捭阖、血腥争斗、计谋策略、阴阳虚实、会盟火并，眼花缭乱。各侯国权力系统、思想战线，围绕着争权夺利打转。失范状态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但也造成了群雄并起与百家争鸣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竞相争奇、碰撞火花的无比兴盛。国家不幸百家幸，国家多难，英雄辈出，自古已然。孔子生活在这个争斗时期，他宣扬的不是自己主张的必胜性、强力性、面貌一新性、卒成大业平天下性，而是斯文性、君子性、复古性。孔子、老子，都是逆潮流而动，意欲挽狂澜于既倒。“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难，他相信只要上苍无意灭绝斯文，只要上苍还要延续文脉，就不会让他罹难：他是斯文的救主，他是斯文的最后几近唯一的火种，他活着的使命在于延续与重建斯文，从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他认为能够带来幸福与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为当时人口问题尚未过分地困扰着先人，痛苦不在于生产力满足不了人民温饱的需要，而在于人间血腥丑陋阴险危殆的纷争，在于天下大乱，在于礼崩乐坏，在于贪欲膨胀，在于觚不觚：名实相悖、观念混乱、是非不分、秩与好传统荡然无存。孔子也认为关键在于人心，人的事情，心决定物，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丰，温饱无虞。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忧的是这个。不幸的是，或者说可巧的是，这话好像是在说两千数百年后的今天。就是说，孔子认为天下大乱的状态属于世道，世道凶险因于人心，心性随社会发展而复杂化、邪恶化、失范失衡化与歧义化：贪欲、乖戾、怨毒、争利、暴力、嗜杀、阴谋、诡计、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正在毒化我们的生活与身心。扭转乾坤、解决这些问题的抓手是文化：权力系统要懂得从民人的心灵深处挖掘美好善良，将之提升，要依靠人性自有的美好本能，从孝悌亲情入手，推己及人，及于恕道，用仁心统率与提升孝悌忠恕礼义廉耻诚信宽厚勤俭谦让恭敬惠义好学敏求……从而取得认同，取得道义优势，占领仁德高地，缘人性民心坐稳天下；而后乃教化天下，首先是教化君子，教化权力系统自身。权力系统的君王、大臣们接受了孔子的学说，则会因掌权而痛感仁德的重要性，因认识到仁德的重要而受到教化，而成为全民的道德榜样，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与说服力。孔子认为权力的根基在于仁德，仁德的来源在于天地的榜样与启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权力首先不是如林彪所说的“镇压之权”，而是教化之权，示范之力；叫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叫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用政策与行政治理引领民人，用刑罚管束民人）远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教化引领民人，用礼法管束民人），前者“民免而无耻”，能让民人躲避惩罚，却不能培育民人的是非羞恶之心性；后者“有耻且格”，才能让民人培育廉耻，克服不端，心服口服，优化心性。如此这般，孔子的理念是斯文救世，救国救民：用仁德代替凶恶，用仁政代替暴政，用王道代替霸道，用博大仁爱之心代替狭隘争拗之心，用善良坦荡规矩温文尔雅取代邪恶放肆忤逆野蛮诡诈的乱世恶相。这放在今天大概就是软实力与巧实力，然而远不仅如此，软与巧不过是人的聪明心计，而孔子的路线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仁德来自天命，天，才是终极的“高大上”，乃能“行健”，乃“自强不息”，能“厚德载物”，具“好生之德”，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仁德的典范则属“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老子、孔子都向往“无为而治”，这与千载后世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说，与现代社会小政府大社会说、简政放权说……遥相呼应。仁德首先是心性，又不仅仅是心性。它们外化并强化为礼，即行为范式、社会秩、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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