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是需要注意的，基本都解为节约用度，好像也没有人对此有疑问，其实这里是有疑问的。古汉语中，“节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节约用度”，一个是“按时节取用”。两种解释意思上是很有区别的，“节约用度”讲的是节俭节约，“按时节取用”就是用之以时取之有度。这里的“节用”应该就是按时节利用的意思。
孔子是不大讲节俭的，孔子曾评价管仲不俭，但依然不妨碍他认为管仲“如其仁”，仁在孔子这里是很高的标准，孔子自己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虽然我不敢说这就不是孔子的谦虚之语，但《论语》中孔子极少评价某人为“仁”的，能评价管仲为“仁”，是极高的评价，是否节俭在孔子这里并不重要。
孔子其实是很向往那种贵族的奢侈生活的。孔子自己就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晚年，行则有车代步，衣则“缁衣羔裘，素衣鹿裘，黄衣狐裘”，食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张荫麟语）。孔子对于奢侈的评价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我想很多人自己内心里对奢侈的生活都不像自己嘴里说的那样反感吧，真正反感的是那个奢侈的人不是自己而已。
讲节俭的墨家而不是儒家，儒家是讲按时节取用的，本篇的“使民以时”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梁惠王上》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我想这段话就是本篇“节用”的最佳注脚。
“爱人”讲的应该是儒家的仁爱，不是墨家的兼爱。什么是仁爱，以后再说。
杨伯峻的观点，“人”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献上各阶层的人。“民”指下层大众。这里“人”和“民”相对而言，“爱人”之“人”为狭义。这明显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的学术我认为就是“政治学术”，不能苟同，如果你还有点人格的话。
我个人观点，古汉语中“人”并没有以上的狭义，这从国人野人余一人庶人这些说法中就能看出来，“人”就是指一切人。
“民”确实是指下层的大众，从事生产作业的劳苦大众，不一定仅仅指被统治的族群。民从尸从氏，现在一般解为当地不迁徙之氏族，郭沫若对“民”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春秋时期，距离文武周公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早已微不足道了，加上周王室衰微而诸侯争霸，各国兼并战争频繁，各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鸿沟逐渐被填平，原来的以血缘关系联系的乡党结构也逐渐被“编户齐民”的书社所替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徐中舒杨宽的相关著作）。孔子就处于这种社会自我改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前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有了两种思想。一种是取消礼，以刑治国，这就是法家，就是说把原来只适用于下层的“刑”向上推广，适用于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一种是取消刑，以礼治国，这就是儒家，就是说把原来只适用于上层的温情脉脉的有爱的“礼”向下推广，这里的“爱人”就是孔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说出的话。
“使民以时”之“时”就是时节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在农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让他们服劳役了，免得耽误了他们种地，将来你收不到粮食，劳役等他们不忙的时候再让他们服啊。春秋左传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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