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篇是让我很困惑的一篇。问题就在“慎终追远”上。宋儒的注解，人死为“终”，祖先为“远”，“慎终追远”即“丧尽其哀祭尽其诚”；宋儒的解释也是目前传统的解释。杨伯峻李零等人对宋儒的解释稍作修正，解为“对父母去世要谨慎对祖先要追迹缅怀”。
我的困惑在于“人死为终祖先为远”上，这个解释在先秦古籍中找不到例证，独此一家，那么就有问题了。比如《诗经?大雅?荡》中就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语句；再如老子《道德经》中有“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语句，都不要如此解释。
所以，我认为宋儒的解释实不可取。“慎终追远”只是老子“慎终如始”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要追念最初的动因动机。佛学中有一句话，“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曾子这句话，“远”即远因；“追远”即追念最初的动因，就是所谓的“菩萨畏因”。
再往深层次说，就是儒家的“义利之辨”。儒家不言利，论语中就有“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孟子初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儒家是言义不言利的，或者说先义后利的。义者，谊也。义是该不该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也不是是否有利可图的问题。儒家做一件事情只问应不应该做，不管能不能做到，不管结果对自己是否有利，所谓的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慎终追远”就是让人们在行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最初的“义”，不要被中途的“利”蒙蔽了双眼，不要和最初的“义”背道而驰。所以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样，则“民德归厚矣”，民众的德行自然就归于醇厚了。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篇的标点是个小问题，古文原是没有标点的，这些标点都是近人追加的，所以出现了几个不同版本，这里采用李零先生的版本，也是我认为可从的版本。
这篇中，每句最后的一个“与”，都通语气助词“欤”，无实意。
子禽，陈氏，名亢，字禽。子禽的事迹仅散见于《史记》《论语》中，《论语》中凡三现，郑玄注《论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独载此人，而是附述于子贡之下，所以有人认为他是子贡的学生。两说孰是孰非，不详。
子贡，卫国人，端沐氏，名赐，字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子贡，古书亦作“子赣”，李零先生认为“子赣”乃原貌，“子贡”为后来的简化，颇有道理。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
《论语》中将子贡与宰予并列为言语科的高材生，《史记》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子贡和宰予差不多，都是很能言善辩的，擅长于应对宾客，搞公关搞外交，就是孔子也“常黜其辩”，真不知道孔子这种“讷于言”的人怎么教出来这么多善辩的弟子。当然，宰予的辩才光去难为他的老师了，子贡的辩才并不止用于难为他的老师，更体现在公关外交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端的评价很高，可与苏秦张仪之辈一较高下。
除辩才外，子贡还是个经商的高手。孔子曾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孔子最喜欢的那个学生颜回，穷的个叮当响；而这个不安分子贡，囤货居奇，眼光独到，从不失手，每每赚的个盆满钵满。司马迁也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有说法称，孔子后来周游列国的费用就是子贡出的。
子贡除了商业上的成就，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很高。《史记》说子贡“常相鲁卫”，比起孔子和他的爱徒颜回要有成就的多了。
孔子曾评价子贡为“胡琏之器”，又说“赐也达”。看来孔子对他的这个弟子还是很欣赏的。孔子死后，子贡威望最高，是他带领孔子的弟子们开展了一场造圣运动，孔子能当上圣人，可以说是子贡的功劳。司马迁就说：“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是邦”的“是”是一个代词，相当于此其，是古汉语中非常常见的用法，现代汉语中这个字义已经很少见了。
“邦”需要大家留意一下，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就是“国家”。但在先秦古汉语中，“国”和“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来为了避刘邦的讳，才混淆起来。简单说，一个国家的所有领土称为“邦”。在“邦”中国君及其宗族都住在“邦”内的一个城中，这个城才被称作“国”。西周开始，“国”除内城外，还建有外城，内城称作“城”，外城称作“郭”，都设有门。城内在宗庙旁建有兵器库，所以“国”繁体字开始写作“或”，后来写作“國”，因为后来“国”有了“郭”。“或”“國”中的“戈”就是指代兵器库的，那时候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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