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本篇可以和2.1篇“为政以德……”一起来读，会有更多的感悟。
“道”在前面“道千乘之国”时已经解过，这里亦不例外，传统有两种解释：一说训为“导”，一说解为“治理”；皆可通。但还是将“道”看为古汉语的名词动用更好，解为“实行（儒家）主义”。
“政”即政令、法令。“齐”即齐整、规范。“刑”即刑罚。“免”即免罪、不犯法。“德”即道德，引申之，即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说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是这个意思。“礼”即贵族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小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格”有多种解释，杨伯峻先生的注解应为正解，“格”即归服、服从之意。杨伯峻先生之论证摘录如下：
格——这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多，在这里有把它解为“来”的，也有解为“至”的，还有解为“正”的，更有写作“恪”，解为“敬”的。这些不同的讲解都未必符合孔子愿意。礼记缁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这话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此处“格心”和“遯心”相对成文，“遯”即“遁”字，逃避的意思。逃避的反面应该是亲近、归服、向往，所以用“人心归服”来译它。
这篇很有名，常被用来解说儒法两家的对立，事实上也是如此。
西周的政治从根子上说，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政治，贵族之间都是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与贵族无血缘关系的称作“野人”、“庶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这种血缘关系的“小共同体”政治——礼乐制度被破坏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贵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被时间冲淡了，比如鲁国建国之君周公（另有一说是周公长子伯禽）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周成王的亲叔叔，其血缘关系如此，礼乐制度自能发挥其初衷的作用，但后来的鲁国之君和周天子之间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就不复存在了，礼乐制度的基础没有了，其初衷的作用难以发挥，那自然就很难维持了。按照西周宗法制，每一宗都是父子继承制，即使各国之君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淡化了或者说不复存在了，周天子也不能更立其血缘更近的弟弟或子孙为某国之君。礼制的没落，让拳头就成了唯一的“制度”，于是五霸迭出，王道衰微，霸道勃兴且有方兴未艾之势，法家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法家之“法制”慢慢取代了儒家之“礼制”。春秋时期的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就代表了这种趋势，到了战国时期，商鞅至秦国推行变法，更将法制推至登峰造极。
《左传·昭公六年》载，郑国子产“铸刑书”。“铸刑书”即将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二十余年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铸刑鼎”。
这一系列的变革遭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守旧派——古儒家的一致非议。
孔子评价晋国“铸刑鼎”时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
叔向致书郑国子产反对郑国“铸刑书”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需要注意的是，古汉语中的“刑”有两种解释：一指法律（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法律），一指刑罚。古汉语中的“刑”本意仅指刑罚，古有五刑、九刑之说，五刑即墨刑（在额头上刻字涂墨，不就是今天的纹身嘛！）、劓刑（割鼻子）、剕刑(也作腓，砍脚的刑罚；另一说为膑刑，就是孙膑受的那个。)、宫刑（就是司马迁受的那个）、大辟(死刑)，九刑即刑在加赎、鞭、扑、流四刑，可见“刑”本意仅指刑罚，而非法律。
中国的法律最初是“以刑统例”的，“例”即案例、具体的犯罪行为，当时被称作“典”，所以后世“典”也有刑罚之意。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每一种刑罚后面跟着很多案例，法官将犯人定罪为某一种刑罚时，是要查看后面的案例来比较刑罚是否得当的。这和我们今天的法律完全是反的，今天的法律是“以罪统刑”，每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写明刑罚。《史记·周本纪》记载吕刑有“……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所谓“五刑之属三千”就是说有典（案例）三千分属于五刑。所以，当时的法律应该是“刑”和“典”，而不仅仅是“刑”，所以有典型这个词语（古汉语“刑”、“型”相通），但因其以“刑”统之，故也仅称“刑”，如：郑铸刑书、晋铸刑鼎。
成文法律并不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叔向在对子产的书信中就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末世）也。……”禹刑、汤刑、九刑就是早期的成文法律。当然，早期的成文法律比较简陋，不如后期的那么完善，所以人治的因素比较多，随着后来案例的增多，法律的完善度也越来越好了。
但早期的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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