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先生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说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
《观》之上九曰：“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传》曰：君子虽不在位，然以人观其德，用为仪法，故当自慎省，观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则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
圣人之道如天然，与众人之识甚殊邈也。门人弟子既亲炙，而后益知其高远。
既若不可以及，则趋望之心怠矣，故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临丧，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于酒，尤其近也。而以己处之者，不独使夫资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明道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
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今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
语学者以所见未到之理，不惟所闻不深彻，反将理低看了。
舞射便见人诚。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
自“幼子常视毋诳”以上，便是教以圣人事。
先传后倦，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是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伊川先生曰：说书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学者须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之自得。今一日说尽，只是教得薄。至如汉时说下帷讲诵，犹未必说书。
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在学之养，若士大夫之子，则不虑无养；虽庶人之子，既入学，则亦必有养。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
只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人有养，便方定志于学。）天下有多少才！只为道不明于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今人怎生会得？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巷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责得学者，是不得兴于《诗》也。古礼既废，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孔于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学者须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初学者，须是且为他说，不然，非独他不晓，亦止人好问之心也。
横渠先生曰：“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仁之至也，爱道之极也。己不勉明，则人无从倡，道无从弘，教无从成矣。
《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人未安之，又进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节目。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圣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馀地，无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为，但以其不由于诚，则不尽其材。若曰勉率而为之，则岂有由诚哉？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
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学者之际，彼虽议论异同，未欲深较。惟整理其心，使归之正，岂小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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