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宽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文献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读。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又曰，占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钱，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汉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以击虏殄灭为期，乃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上从之。于是留步士万人屯田，大获利。明年，遂破先零。屯田详见充国传。魏武帝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懿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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