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内，为项水心煜、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谓“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弘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钟本笃厚友悌人，不死实大负生平。乃元末红巾有‘媲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现载陶九成《辍耕录》。忽移以诬陷钟，入之爰书，遂至正法。此何说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未免意存回护。及观第九卷，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巩育、陆之祁、张然、喻上猷、扬王休、黎志升、史可镜等，内黎、史二人皆当时名士，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降张献忠为长、常、辰巡抚，官军械至南都伏法。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书云：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自注云：襄城之死稍后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云云。然《明史。李浚传》谓：国祯被执即降，旋以拷赃自缢死。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后知其拷赃缢死，故又于《赠刘雪舫诗》内有“宁为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
《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城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广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明史》孙传庭、杨嗣昌、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传》，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绥寇纪略》。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而本朝修《明史》则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时天下野史稗乘碑志之类皆送史馆，故《明史》于此数《传》皆以《纪略》为底本。其间稍有不同者。卷七内杨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缢死，卷八内亦称嗣昌缢死，此未免歧误。《御批通鉴辑览》则云杨嗣昌自杀。又自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据《纪略》谓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抚。其后两次拒守，皆巡抚任内之事。而《明史》谓三次皆巡抚高名衡拒守（盖三次皆名衡拒守，故不复分别巡按、巡抚，以省文耳）。《通鉴辑览》则初次守城系名衡巡按任内之事，后二次守城乃巡抚任内之事，与《绥寇纪略》同。
《绥寇纪略》卷九，李自成入西安，长安知县吴从义死之。乃即此卷内隔五页，又云：自成封吴从义为太平伯。自成败回陕，从西安逃出时，吴从义尚从之至武昌。岂两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明史》谓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延贼入，《纪略》谓太监张永裕开齐化门延贼入。是时贼兵多，各门皆有攻击，不止一处也。
京师陷，《明史》谓宫女魏氏投河死，从者二百余人，而不及费氏。《纪略》谓宫女费氏为贼将所得，将成婚，费氏以刀刺杀之，亦不及魏氏（盖本两事，各记所纪。《通鉴辑览》魏氏、费氏俱载）。
李自成之死，《纪略》谓：通城九宫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谋捍卫闾井。自成以二十骑上山，又止其二十骑，自成以单骑入，拜不能起。山民疑为劫盗，取锄碎其首。既而见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贼首自成也。《明史》则谓：自成率二十骑掠食，为村民所围，不能脱，自缢死。或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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