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公粮，民间称呼“皇粮国税”，自古以来，农业税赋维系着国家政权运转，成为朝代兴衰的晴雨表。历史上税赋制度的变迁，和周期性改朝换代不无关系。自然灾害，税赋的轻重，外地入侵，都关系着农业收成，农民自身能不能吃饱生存，关系到社会是不是稳定。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农民起义视为最残酷、最彻底、最灭绝人性的征税方式引发的最疯狂、最极端、最具破坏力的抗税方式。
历史上的道德沦丧，历来从税收开始。天下未乱税先乱，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与王朝的治乱兴衰总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从“税收是一杆秤，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约出人心向背”，到“一个税字，浓缩了暴秦骤亡的所有历史教训”，再到汉代国祚的“成也赋税，败也赋税”、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因拥有了合法免税权力的门阀士族及寺院经济而相对导致的“杂赋繁多”、再有“追赃助饷”的李自成和“政以贿成”的大清，进而是北洋政府因税收自主权被列强侵吞、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而呈现出的“狼贪鼠窃、猪吞狗盗”，税收之于社会流变、衰变、量变、质变的“因素贡献率”，一目了然，跃然纸上。
无尽的贪欲，扩张着对于税收的庞大需求；疯狂的聚敛，激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矛盾。内忧外患加上横征暴敛，哪一个朝代也扛不起那成了串扎了堆的烦恼。于是，是税收上的不人道做法，为各个封建王朝的败亡“提速”。成也税收，败也税收。善于用税脑想问题，善于用税眼看问题，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知，便到了骨子里。
一本本史书是用战争与赋税刊刻的；一个个朝代，是被掠夺与挥霍断送的。从绝对意义上说，战争是吞噬税款的饕餮，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税收收入作后盾，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纳税人买单。李到：“没有轻税薄赋的如意彩笔，唐宗宋祖绘不出名垂青史的文治武功；没有横征暴敛的矛盾积聚，桀纣幽厉引不来国破家亡的塌天横祸。物阜民丰，百业俱兴，大平盛世是以税为诗的舒缓牧歌；苛政如虎，穷兵黩武，骄奢淫逸，是以税为戈的疯狂战歌。休养生息就是长治久安，横征暴敛就是自掘坟墓。”是的，在中国传统的税收文化中，轻徭薄赋一直是各个王朝的理想和追求，但到王朝末期都演变为横征暴敛。对此，李长江给读者描绘出两张路线图：一张是“巩固政权-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烽烟四起-人亡政息”，另一张是“轻徭薄赋-聚敛财富-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人亡政息”。他说，把这两张路线图放在一起，我们可以从税收的周期律看到历史的周期律。
江山千古，王朝兴替，因果得失，是非成败，历来众说纷纭。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兴起与灭亡的轮替？为什么不能阻止封建王朝灭亡？王朝的更迭所涉及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在农业社会，与经济最密切相关的则是土地，而中国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其土体分配制度基本是同一模式：新王朝在建立初期总是以分以土地来吸引民众，获得支持，由于民众拥有自己的土地，王朝早期总能看到一幅开国盛世的局面，而后由于特权，贵族，地主阶级不断侵占剥削兼并农民土地，最终导致民不聊生，而国家的税收也主要来源于农业税，所以同时国库也空虚疲弱，此时如不改革，农民即开始反抗，国家无力镇压，贵族地主阶层则会拥兵自重，搅动乱世，另一个新王朝应运而生，重复前朝故事。因此可以总结历代的朝代更迭根本原因是其固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依附于土地的权贵特权。为何没能阻止王朝更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水平始终维持在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土地所有制制度始终无法改变，所以无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没法改变这个宿命，人民活不下去了，王朝自然就会覆灭。
改革开放以来，分田到户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解决了温饱问题，打开了人们走向小康生活的大门。而如今的社会发展，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方式的变革，人们逐步脱离了土地的束缚，投入到新的生产关系之中。农业生产效率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种植和收割的普及，农民变成了机械操作员，解除了繁重的农业劳动，也提高了效率，告别了“脸朝黄泥背朝天”。以前原始农耕累死累活，一个人顶多种二亩多，而机械化大幅度提高了人均种植面积，现代农场模式应运而生，技术进步使得农业告别了几千年的生产模式，也保证了每一个人的温饱问题，这是一场农民的大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从土地解放后的农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随着工业和商业的逐步发展繁荣，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人们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或者成为个体户或建立公司等，谋求将剩余劳动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单一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演化成社会中相互服务、相互依存的的各行各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一场惊人的裂变，社会也实现了大发展。
从原本节衣缩食、经济拮据和物质短缺，人民获取了比原本农耕时期更高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购买商品，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商品供不应求。金钱就是购买力，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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