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 年武进人陶湘（字兰泉，1870—1940）先生刊刻《天工开物》时曾从尊经阁取得此本校勘，其后辗转入藏于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人文所藏书简目中著录说：“《天工开物》三卷，明宋应星撰，明杨素卿刊本，三册。”1934 年北京图书馆对此作了晒蓝复印。1945年以后，人文所藏书移交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调至南京，后又运到台北，今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两种早期刊本都在中国境内有传本。顺便说，此处所谈到的杨本，还藏于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关于杨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认为是明代。三枝注意到涂本与杨本的异点，但仍认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伪版。薮内因未见杨本，引三枝之说后认为“这两个本子都被断定为明板，但是断定两者的先后，是很困难的问题”。孙殿起（1894—1958）先生过去可能经售过杨本。他在其《贩书偶记》中写道：“天工开物三卷，明分宜宋应星撰。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书林杨素卿刊。”此或因孙先生经手古书太多，未细心考订，故引出结论欠妥。查宋应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谕而著此书。且书成于崇祯十年，天启时尚未成书。陶湘等人也认为杨本为明刊原版，还认为杨本手书体序为应星手迹。前述俄籍汉学家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书体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而其实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已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正确判断。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准备就绪，时值明代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正文中“我朝”改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多，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杨素卿还在扉页上加刻些广告性文字以吸引读者，他颇有一番生意经。
结果判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我们注意到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相似。因此疑此人为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不少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得到《天工开物》。应当说，杨本虽在明显地方改动了涂本个别文字，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但改动得不够彻底。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而保留这些字样比使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书籍审查制度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出书。杨本刊行的具体年代当是17 世纪50 至80 年代。很可能是顺治年间（1644—1661），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
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顺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禁书”，下令全毁。而康、乾时引用《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为“北边”。可见当时编纂官已注意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杨本还对《天工开物》中其余错字作了文字校勘，并加以断句，颇便读者。杨本作为清初坊刻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在清代继续流传于世，也作为后世中外刊行其他新版本时校勘用参考书，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因此它仍然是珍贵版本。至于杨馆本与杨所本的关系，二者可能是同时发行，只不过扉页形式略有不同。也可能是杨馆本在先，售完之后再印一次，换了个扉页，再添加一些出版商广告文字。
三、菅本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引起学者注意，竞相传抄，并陆续从中国进口。为满足日本广大读者的需要，18 世纪60 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以后的《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发行许可。因一时缺乏善本，出版计划被推迟。后来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里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海内外珍本秘籍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菅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进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著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都贺庭钟字公声，号大江渔人、千路行者，大阪人，是18 世纪日本著作家，博学多闻，长于诗歌，著《狂诗选》《大江渔唱》《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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