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都贺庭钟撰《天工开物序》（1771）区别其他，易其有无。废于古，兴［于］ 今；如日［自］ 东，如日［自］ 西，上下纵横者，维其天乎。
夫五材废一旦不可，食粒之于人也，莫急焉。设使神农氏倡始，亦其时而行则天也。自是而外，抑亦末矣、缓矣。降于人而后令为木铎与。天意怠乎，是亦无非天意也哉。故多闻之余，不为无宜矣。
博哉，宋子（宋应星）所为也。禾役之于穟穟，彼黍之于离离，种艺至春簸，馨无［不］宜。若裳服则起［于］ 枲麻、卒［于］ 机杼。扬色章采，织纴可就，执针可用。其在馀，则舟于深、舆于重，陶有瓦罂，铸有钟釜，琼琚琼瑶，可赠可报。皆发于笃志，得于切问之所致矣。其论食麻，断杀青也，所见远矣。夏鼎之于魑魅，硝铅之于琉璃，可谓能使物昭昭焉。一部之业，约言若陋，虽则若陋，有益治事矣。岂不谓蜘蛛之有智，不如蠢蚕之一緰哉。升平年深，一方为人，专意于民利，引水转研，煮树取沥，烧矾石、淘沙金，多有取于此焉。
初，颇乏善本也。有书贾分篇托于老学，不几乎其取正。老学不勤，终莫能具。而其本今不知所落矣。奚为稗官野乘日以灾木，今此书晚出者，造物惜其秘乎。今已在人工者半矣，以为不足惜乎。
客岁（1770），书林菅生堂就而请正，一开卷则勿论其善本，大改旧观。叩之，则出于木［村］氏蒹葭堂之藏。江子发（江田益英）备前人也，以句以训，既尽其善，于余何为？早春镌成也，又来请言。遂不可以辞乎，乃举所从来之者，以为序云。
可见最初已有书林将不完善的本子送到都贺庭钟那里，希望他帮助校订，由于缺乏善本，他一时没有做成，《天工开物》出版被推迟了。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得到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征求意见时，他对此很满意，认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文字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拥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速此书在江户时代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后来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初依据的底本。菅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小。但它在翻刻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字或漏字，例如将匀误作句，朱砂误为米砂，“必失《禹贡》初旨”误为“必贡初旨”，漏掉“失禹”二字，等等。阅读时宜仔细注意。菅本后来在文政十三年（1830）重印，重印本没有什么变化，只在书后开列出年月及书林的名字：“文政十三年庚寅季六月，皇都（京都）出云寺丈二郎、东都（江户，今东京）须原屋茂兵卫、冈田屋嘉七、须原屋伊八、摄都（大阪）孰贺屋七为、大野木市五郎、秋田屋源兵卫。”这个再版的刊本所载出版厂家与明和八年所载书林不同，但书的内容则一致。文政再印本多装成九册。在这以前，宽政六年（1794）八月由大阪书林河内屋八兵卫的崇高堂出版的有关天文历法书《天经或问注解图卷》书末，载有《崇高堂藏板目录》，即出版书目，第一本便是《天工开物》，下面是《朱子书节要》《圆机活法》《朱子年谱》等。每种书下都有简短的内容提要。河内屋八兵卫是菅本刊行者之一，则此本在1894 年还可在大阪买到。此后销路较好，遂有文政十三年再印之举。文政年刊本的书林，如未得菅生堂转让出版的许可，而擅自印此书，是侵犯其权益的，因为菅本扉页上还印有“千里必究”字样，即“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义。
四、陶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刊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从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线装本形式出现。该书卷首印有下列字句：“岁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图书集成》本校订付印。”1929 年该本又刊行重印本，在书的扉页背面印有“岁在已已（1929）/涉园重印”八字。出版此书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清同治九年生，江苏武进人，以其出版《喜咏轩丛书》而知名。由于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受到丁文江（1888—1936）、章鸿钊（1878—1951）、罗振玉（1866—1940）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国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为底本谋求出一新版。关于出版经过，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说明，载陶本1929 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中作了类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样，插图也基本上为同一系统。至陶本开始则完全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陶本在体例上的重大改变是对书中全部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代《古今图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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