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1日，冀北省尉县，晴，微风。
一个头戴**帽，身穿绿色军大衣的的青年，骑车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飞快的前行。
他名叫杜聿，是一名刚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知青”这个词对于几十年后的新时代年轻人来说，是个很文艺、很浪漫的词汇。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王作家的《黄金时代》，是张导演的《山楂树之恋》。
许多电影、电视剧中描写这个时代、这群人无不是这样的：一群满怀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组成一个个生产建设兵团，胸戴大红花，在爆竹轰鸣、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的欢送气氛里，斗志昂扬的奔赴茫茫林海、戈壁草原！到最艰苦的边疆战天斗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只不过这些洋溢着青春无悔精神的情景，只能算是艺术的夸张。最普遍的真实故事远没有文艺作品中描写的这么浪漫。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多达几千万。但许多人不知道知青其实也还有“洋”、“土”之分。
所谓“洋知青”就是那些从城市下来插队的青年，他们从衣着到谈吐无不透露着丝丝洋气，与农村落后、保守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与“洋知青”相反，所谓的“土知青”更确切的说应该叫做乡镇青年。六七十年代的乡镇驻地，除了多出一些公派机构之外，并不比普通的村子繁华到哪里去。
但是知青下乡指标的划定并不是按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按户籍性质来划分的。所有非农业人口，不管你家是在祖国的心脏首都，还是本身就住在偏远落后的山沟，都要按规定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这就闹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杜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身处在冀北省，但杜聿实际上却是首都户口。但如果你真得以为杜聿是从两百多公里外的首都北京下放到冀北尉县来的，那你就又猜错了。他已经在尉县生活了十年，现在连说话中都带上了几分尉县口音。
杜聿和尉县的联系，还要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说起。当时美国开始直接派军队介入越南战争，严重威胁到我国南方的领土安全，而中苏关系又因为路线之争开始急速降温。在如此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领导层按照“立足打战”的思想，开始对全国的工业布局进行调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部分骨干企业，转移到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增加国家的整体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而作为党中央“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三线”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国家决策层的态度是，不能大事小事都依靠中央，各省自己的事要自己管好。特别是沿海一二线地区，要以省为单位在省内相对偏远隐蔽的地区搞点地方军事工业，为将来可能的敌后游击战提供后勤物资支持。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督促下，除了全国统一布局的大三线建设之外，各省还纷纷开始筹划各自的小三线建设。而首都地区作为国家的政治心脏，肯定是敌人的首要攻击目标。所以bj市的小三线工厂，除了一部分建设在西郊的燕山山脉之中外，还有一部分建设在隔壁冀北省的太行山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聿的父亲杜存志在1965年退伍转业时没有返回首都工作，而是服从上级的安排来到了冀北尉县，为小三线建设而奉献自己的青春。杜存志和其他同志们一手建起来的这家军工厂正式名称叫做曙光农具厂，但它从投产到现在并未真正生产过一件农具。
农具厂这个名称只是迷惑敌人用的，它还有一个军事保密代号叫做307，所以大家更多的是称呼曙光厂为307厂。307厂的厂址选在太行八径之一的飞狐径之中，四周都是深山密林，刚建厂时的条件比大部分农村地区还艰苦。但是因为整个307厂都是非农编制，所以像杜聿这样的工厂子弟，依旧逃不了下乡插队的命运。
杜聿插队的地方叫做杏树洼大队，是个有两百来户、近千人口的大村庄。从五十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农村地区的乡和镇就都改成了人民公社，行政村改成了生产大队，大队下面还细分成几个生产队作为最基层的独立核算单位。
杏树洼大队隶属于刘庄公社，在尉县县城西南方大约有10公里的地方。而且幸运的是有一条柏油路，就从离村口两三百米的地方穿过，所以杏树洼大队的交通还算便利。
要知道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对于七十年代的农村来说，不通公路、交通不便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途径杏树洼的这条公路，肯定不是为改善沿线农村地区出行方便而特意修建的。它往西延伸的尽头，是离杏树洼五六公里外的老虎峪煤矿。
这是一个拥有上千煤矿工人，年产煤矿超过50万吨的省属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尉县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它的西边紧连着晋西省煤炭重镇平城，也就是后世闻名遐迩的晋西煤老板们的主要出处。
老虎峪没有专门的运煤铁路，所以出产的煤炭都需要通过公路往外运输。在载煤卡车日复一日的来回穿梭，杏树洼边上的这条柏油路也就被重车压的坑坑洼洼了。
不过坑坑洼洼的公路却给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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