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过身背对沈远。她告诉查尔斯自己是第二次来这儿，她摇了摇头，说是第二次，不错，不错。她说她喜欢这儿的热闹劲……沈远端着两杯啤酒走过来，打断她的话，对查尔斯直道对不起，说他有事要与她谈，查尔斯笑了笑，手摊开，朝维维安做了个鬼脸。
她萎窘，但还是接过了沈远递上的啤酒。他们站到一个角落，她说，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我没有这权利，难道那帮洋人有？他压低了声音，靠近她的耳朵，说早就知道她想嫁给老外，而他不过是她的一座桥而已。
首先我得告诉你，我们才是老外，我还要告诉你，我嫁人不嫁人与你无关。她一口气说完。
他直点头，说，我说不过你。喝了一口啤酒，他甩了甩搭在前额很久未理的头发，说别把脸歪到一边，仔细听着有好处。
听什么？她仍没正眼瞧他。
嫁个英国人，不仅可以混个绿卡，拿到英国护照，而且还可以混口饭吃。他见她笑了，顿了顿，说，其实你和我妻子没有什么不同，是一路货。
杯里的啤酒泡沫未全消散，她摇了摇，泡沫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多了，快溢出杯沿，她盯着杯子，仿佛根本没听见沈远的话，但突然，她的手抬了起来，劈头盖脸地朝他浇了过去。
沈远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她将杯子往呆在那儿滴水的沈远怀里一扔，杯子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酒吧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望着他们，好几个男孩打起呼哨，她转身就朝门口走，经过维维安那伙人跟前，他们给她让路。维维安钦佩的眼光盯住她，她朝她苦笑了一下，推开了酒吧的门。
下午，剑桥广场出奇的静，行人匆忙，一些老人坐在长椅上。车有秩序地行驶着。这儿戏院较多，通唐人街，连接红灯区索荷。一幅女孩头像，挂在剧院大门上方。那是轻歌剧《悲惨世界》巨大的广告牌，老远就可以感到女孩在哭。她穿过广场，加快速度，抄近路赶去唐人街上晚班。晚班除了当侍者、端盘子，打烊后还得和店里的人一起负责清洗堂里桌椅、地板，换上干净台布。
推开“匡记”餐馆大门，脑子静下来，谋生对她来说是一个故事，必须完成的故事，货真价实？还别无他途？一个钟头三镑钱，至少与卑劣的游戏离得远一点。活下来，比石头还像石头。
她托着一个大盘，将牛肉米粉、空心菜炒鱿鱼卷、两杯橙汁放在客人面前。橘黄色的桌布，恍若一片辉煌的城堡在燃烧在震动。她掉转视线。门推开了，进来三个客人。她走过去，把他们引到墙上挂着中国大纸扇的桌子前，请他们坐下，一一给他们上茶，递菜单时，桌布的颜色又产生了刚才同样的感觉，对面那位长发披肩的女孩的耳环，越看越像一个大洞。女孩旁边，可能是女孩的母亲正在点菜，她问，小姐，不舒服？
她感激地摇了摇头，微笑着说，没事。等客人点完菜，她拿起菜单往柜台走去，脚步轻飘，身子直晃，她扶住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一位侍者正好经过她身边。她抬起苍白的脸，把菜单递给这位侍者，说她可能病了，得请假。
告假？就等于丢了这份工作。坚持一下吧！
她站了起来，头仍晕眼仍花。她摇了摇头。那位侍者扶她到厨房与洗手间的过道。
那你能自己回家吗？
她点头。
侍者看了看她，答应她给老板说明一下，替她请假。
谢了侍者，她靠墙站了一会儿，厨房的油烟味时而被打开的门扇过来。她换了衣服，提着自己的挎包，出了“匡记”门，费劲地挪到华光书店对面的凉亭里，坐了下来。
肮脏的木箱积满噩梦，每个拐弯处都藏着一个谋杀者。一本书上说，人类最害怕三样东西：一是虫，二是黑，三是高。它们是人类下树后史前生活留下的集体潜意识，而这些东西都不断在她的梦中出现。薄而脆的天花板，花纹由污水浸染而成，她不停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半夜她才吃了点同屋带回来的面条，她感到自己把黑暗同梦一起吞了下去。第二天，睁开眼睛，她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到窗前，朝窗外无目标地观望，一只小小的蜥蜴在左旁两层高的墙壁上，攀着一株青青的藤蔓。那座房子离她并不近，奇怪生了病，还能瞧见几乎和藤蔓一色的蜥蜴？
第三天中午时分，她已可以上楼下楼，烧开水喝。这场病来得快，去得慢。她服的是从中国带来的药。这个福利国家，看病还得花四镑多处方费。躺在床上的几十个小时，昏迷，清醒，清醒，昏迷，一直在靠近一个象征，伦敦这座迷宫般的城市逗弄了她，刺伤了她，掀倒了她。整整一周过去，她坐在镜子前，梳着头发，镜中那张陌生、冷漠的脸，残留着噩梦。她取出眉笔，轻轻描了描，加深了眉毛的颜色。“匡记”已不会再要她，老板有的是强壮者可以挑选。她揉了揉脸颊，小心翼翼地抹粉、口红，盖住病后的暗红色。
她挑了一件短裙，套上花上衣，关门时，她又回到桌前，对着小镜子看了看，用面巾纸抹擦了两下稍厚一些的唇膏，该是另想生存办法的时候了。她骨头再硬也硬不过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吗？
她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
从电话亭里可以瞥见广场上卧着的黑狮，慢慢游荡的人，他们沉浸在鸽子飞翔的音节里，电话亭玻璃上带着水汽，模糊了她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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