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尹子雄就接到了来自迪特的电话，正式的向他道歉，并表示等会会开个新闻通告正式道歉。
尹子雄听到迪特这么说也就给了他个台阶，这种事闹太大并不是两国文化界愿意看到的，哪怕国内的一些新兴电影人会一面倒的支持尹子雄，也不愿意凭白无故的破坏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关系。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当下的中国电影人与尹子雄都是当下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即得利益体，当然可以无视当年靠着获奖起家的艺术导演的利益了。
事实上有个六代导演看到了柏林电影节组委会的道歉通告函后就是这么骂尹子雄的，骂尹子雄是当下商业电影的即得利益体，所以打压排斥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
所以当记者找到尹子雄问他怎么回应的时候，尹子雄淡淡一笑。
“有人说我是当下中国商业电影的即得利益者，我拍拍胸膛应下了，没错，我是商业电影的即得利益者。但是，跟同样是即得利益者的还有当下中国的电影从业者数百万人，正因为商业电影的繁荣他们才得以生存与发展。跟我同样是即得利益者的还有上万家的影视公司，甚至一些老电影厂以及一些电影院线等等能提供数百万岗位的电影相关企业。”
“即得利益者还是全中国甚至全亚洲数亿的观众，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电影，给他们的休闲生活带来了娱乐。这么大的一个利益即得者群体，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虚的？他们坚持的文艺电影带出的即得利益都有谁？电影导演与演员还有电影节吧？除了这些，谁还受益了？电影院吗？观众吗？成批的从业者吗？”
“如果你们有心，可以去了解一下昨天论坛的真实情况。有人指控我以及中国影协打压与排挤艺术电影的空间，威逼我放开对文艺电影的打压。我当场就说得很清楚了。一，影协不是我尹子雄影协，我左右不了。二，影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估计也不会有打压文艺电影的行为与计划，不要什么屎盆子都往影协头上扣。”
“我并不反对所谓的艺术电影，甚至今年由我公司投资，我做监制的一部批判的文艺电影还会在国庆档上映。我觉得现在一些文艺片导演走进了一直死胡同，他们认为反抗体制的就是艺术，拍那些受压迫的个例就是艺术，从城市中翻找最破烂的那块拍下来、跑到农村去拍没人住的房屋那就是艺术。”
“这样的艺术是带有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的愤怒思维的，个例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包括他们跪舔的西方，什么样极端人没有？什么样冤案错案没有？什么样的受压迫没有？什么样贫穷落后的没有？都有。但是他们拿着个例当成普遍现象来大肆的创作，放大、夸张这些个例，然后他们指着这个是艺术，展现给全世界的人民看，看，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我们那腐朽不堪的国度。”
“但事实是这样吗？显然不是。这样的电影你让国内的观众怎么看？不骂你骂谁？有些导演见观众不买账还站出来骂观众，我真的是觉得好笑了。”
尹子雄坐在酒店的大堂旁边的咖啡厅侃侃而谈，哪怕周围站满了同行他依然如此。
“那尹导，你说的你也拍了一个批判现实的文艺片会在国庆节上映。请问你拍的是什么？”记者问道。
“你说得不对，刚才我说的是我监制的，而不是我拍的，我导演的。你们啊，老是断章取义，这样很容易造成曲解原意，这样的新闻报道可不行。”尹子雄纠正道。
当下这位记者脸就通红，“那个，不好意思，那尹导你监制的新片讲的是什么文艺内容？”
“讲的是高价药的问题，讲的是仿制药与医药监管的问题。讲得很深入，批判得很彻底的。这是不是符合那些艺术导演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之类的概念？”
“啊？尹导，你刚才还在批评说艺术导演批判不对，现实主义不对吗？为什么你自己也玩起来了呢？”
“你看，你又在偷换概念。我刚才说的是一些文艺导演拿着个例当普遍现象的创作。我批判的我监制的现实主义是真的普遍现象，这是有代表性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概念吗？不明白你可以再回去重新一下新闻专业。对了，你不会把对我的采访断章取义的报道出来吧？”
尹子雄冷笑道。
“尹导，你的意思是个例的不是现实主义，不是艺术，普遍的才是现实主义，才是艺术？”
“你说呢？反应大多数人的社会问题，这才叫批判主义啊。难道你为了某一个人的利益去批判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这就叫批判主义？比如你站在马路中间妨碍了大多数人的交通出行，你被大家批评了，难道一定要帮你伸张了你的个人利益而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这才叫批判主义，现实主义吗？”
“尹导，我觉得你这个思潮落后了，现代是一个讲个人主义的社会，个体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因此关注个体利益是我们新一代人应该要推动的事情。一个个人为什么要站在马路中间妨碍交通？他的个人利益凭什么不能得到伸张？集体的利益是利益，个人的利益就不是了吗？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落后的集体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才是光明大道。”
终于让这个记者抓到了尹子雄的问题漏洞，于是他奋起反驳，说得慷慨激昂，顿时现场一些旁边的艺术导演们纷纷叫好。
尹子雄不怒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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