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船上从文就有了点感冒的迹象,但没有被当回事。景明琛跑到宿舍一看,从文已经烧得跟火炭似的,她回房取了自己的一件毛皮斗篷给从文裹上,抱起他:“他烧得很厉害,我送他去医院。”
已经是二更天,保育院其他人都睡了,街巷上也悄寂无声,景明琛抱着从文走了好几里路才赶到医院。
非常时期病人也多,深夜的医院竟还很热闹。去急诊室挂号时,景明琛才发现自己出来得匆忙,口袋里竟一分钱也没有。
她只好问值班护士:“出门太急忘带钱了,能不能先给孩子看病,我马上回家取钱。”
对方颇不耐烦:“小姐,我们要照章办事的呀。”
景明琛赔笑央求道:“我不是想赖医药费,只是孩子病得厉害,能不能先给他挂上水,我立刻回去取钱。”
对方冷笑:“我可不敢,说回家取钱结果把孩子扔医院不管的今年也遇到好几个了,我们是开医院的,不是开孤儿院的。”
从文已经烧迷糊,嘴里咕咕哝哝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痛苦地扭动着小小的身躯。景明琛一咬牙,撸下手腕上的镯子推到窗口前:“我用这个作抵押总可以了吧!”
自从上次蒋固北把这只镯子以礼物相赠后,景明琛就一直戴在手腕上从未摘下过。
值班护士是个颇时髦漂亮的小姐,自然也认得真货,看到镯子眼前一亮:“也行,我就做个好人,先替你垫上,你要是不拿钱来赎,这镯子可就归我了。”
护士话音刚落,突然间一只手越过景明琛的头顶按住了她往前送镯子的手,另一只手把几张钞票推进窗口里:“收钱、挂号,镯子不押。”
景明琛扭过脖子抬头看,蒋固北正一脸阴沉地看着她,他那么高,两只手臂越过她的肩膀把她整个人环住,她完全落在他的怀抱里。景明琛讪讪地小声说:“谢谢你。”
从文被送进病房挂水,景明琛和蒋固北坐在外面长椅上等,蒋固北的脸色始终不是那么好看,景明琛心虚地搭讪:“是小三子去找你的吗?”
小三子没跟她一起来医院,蒋固北又出现得这么及时,不用问,肯定是小三子这个机灵鬼不放心她,去找了蒋固北做援军。
半天蒋固北才“嗯”了一声:“想必景小姐是怪我多余了。你那么有本事,哪里用得着别人帮忙。”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镯子:“上次你要卖了它给保育院筹款,这次又要抵押它充挂号费,看来你也并不怎么喜欢它。既然不喜欢,那我收回便是了。”
景明琛以为他在开玩笑,讪讪地探身去抓镯子:“我哪有,不过是事情紧急……”
蒋固北却将手一缩,反手把镯子揣进了怀里。
景明琛傻眼了,没想到他竟然是认真的!
来不及与他争辩,走廊尽头突然响起吵吵嚷嚷的声音,景明琛循声望去,许久不见的妈妈和大姐正风风火火地走过来,她一惊,迎上去,走到半道中就被妈妈姐姐抱了个满怀。
妈妈一边轻轻地打她一边哭,景明琛费力地扭过头,蒋固北已经不见了。
想必也是他通知了她家里人,说她人现在在医院吧。
幸运的是,从文挂过水后很快就退了烧。
拗不过妈妈和姐姐,景明琛回家吃了一顿饭。景家在重庆新买了房,为相互照应,大姐家也安顿在景家隔壁,景家的日子比起在武汉时倒也不差什么。
令景明琛揪心的是,父亲病了。
父亲年逾花甲,本就是个文弱书生,南来一路饱经风霜,不免落下点病,自入川后就小病不断,这两日更是感染风寒卧病在床。
景明琛坐在床边满怀愧疚地喂他吃药,一边想起方才和母亲的争吵,母亲的意思是给她在政府里找个文职,不要再做什么劳什子的保育院老师,什么老师,说穿了不就是保姆!自己家里有父母不侍奉,跑去吃苦受累看别人的孩子,图什么!已经顶着连天炮火把人送到了重庆,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景明琛当然不肯,如果说当初进保育院是为着小梁军官和自己那点“朱门酒肉臭”的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经历了这许多艰难后,她倒真对这群同生共死过的孩子有了感情,天天听他们喊景妈妈,感受着他们的信任和尊敬,仿佛真的成了他们的母亲。
也因此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愧疚之心,她小心翼翼地同父亲说:“爸爸,对不起。”
景先生宽容地一笑:“有什么对不起的。当年我不也是把你爷爷奶奶的话当耳旁风,硬要跑去日本留学,参加什么革命,把你爷爷奶奶吓得要死。”
他把手放在景明琛的手背上:“囡囡,人生来不是为了对得起哪个人,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心。”
半晌,他又叹息道:“我对你们姊妹兄弟,没有别的期望,只是盼望你们能珍重性命罢了。”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靠在靠枕上,出神地望着窗外。
景明琛知道,他是想起了二姐。
距离上次见到二姐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母亲说二姐忙得很,已经两三个月没着家了,也不知道到底在忙些什么。
两天后景明琛带一批孩子向乐山保育院转移,她惊奇的是,竟然在队伍里发现了蒋固北。
蒋固北咬着烟搂着小三子的肩膀对景明琛说:“景小姐做人这么粗心大意,晚上看急诊都能忘记带钱。我怕要是您自己上路,还没到乐山就把我儿子给丢了。正好,阡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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