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怨恨,怨恨你父亲,怨恨你母亲,也怨恨你。我知道我怨恨得毫无道理,可是女人的怨恨就是这样的。看在我人之将死的分上,你别怪我。”
她摸索着那些信,从中间抽出一封:“你写的信真好,和阡陌的口气一模一样,要是不告诉我,我可能一辈子都认不出是假的。我最喜欢这封,反复读了好多遍,你再给我读一遍吧,你知不知道,你们兄弟俩的声音,其实也是有些像的。”
蒋固北接过那封信,抽出信纸,果然是读了很多遍的样子,信纸已经泛起了毛边。
他清一清嗓子,读出来:
“母亲大人敬启,儿到英国已有半年,前半年一直忙于学业,昨天终于有空和同学们一起去郊游。伦敦是个截然不同于武汉重庆和乐山的城市,长年都是雾蒙蒙的,我们顶着小雨去了大英博物馆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这是他想象中弟弟应该有的人生。
弟弟原本,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人生的。
第三天,蒋家和景家一起踏上了回武汉的轮船。
阔别八年,武汉已不复当年模样,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整个武汉挣扎在侵略者的蹂躏之下,已是满目疮痍满城萧索。
蒋家和景家的老宅在日据时期被日本人所占据,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又被政府接管,回武汉前两家早已同政府做过交接工作,是以一回到武汉就又搬回了旧宅。
回到武汉的当晚,景家家宴,母亲、大姐、大姐夫、小外甥、哥哥明宇和景明琛齐聚一堂,只少了父亲和二姐。母亲突然问景明琛:“你和蒋固北的婚事,打算什么时候办?”
自从云南之行后,母亲再不提蒋固北的名字,乍一提到竟是为婚姻大事,景明琛慌乱得被一口汤呛到,咳了半天才回答说:“蒋先生说他家小妈刚去世,马上就办婚礼似乎不大好,说要守个一年的丧。”
景太太点点头:“说到底也是长辈,守一年也是应该的。”
她没有再说什么,一整场家宴,景明琛都心惊胆战的,生怕她又提到二姐,还好她没有。
吃完饭送大姐大姐夫出门,景明琛悄悄问大姐:“你说,二姐的事儿,妈是不是察觉出什么了?”
战争刚胜利那会儿,母亲频繁地提起二姐来,总是念叨着仗都打完了什么潜伏任务也都该执行完了,二丫头也该回来了,念叨了很多遍二姐却还是没有回来,她也就不再念叨了,仿佛忘了有这么一个人似的。
大姐轻轻说:“谁知道呢。”
是啊,谁知道她知不知道呢,或许她不知道,或许她知道了也装不知道。
大姐夫对景明琛说:“你和蒋先生的事情,能尽快办还是尽快办,否则仗一打起来,怕又是个遥遥无期。”
景明琛问:“真的会打起来吗?停战协定不是都签了?”
大姐夫摇摇头:“我有政府里的关系,仗肯定是要打的。你们早点结婚,就算真打起来也相互有个照应,蒋先生是聪明人,有能力有手腕,多个人保护景家总是好的。”
景明琛心事重重地送走了姐姐姐夫,转身回到家里。
经过母亲房间的时候她看到灯还亮着,从门的缝隙里往里一瞥,母亲正坐在梳妆台前发呆,手里握着个什么东西。
景明琛仔细一看,眼眶一热,捂着嘴巴蹑手蹑脚地走开。
母亲手里拿着的,是二姐小时候戴的金项圈。
大姐夫从政府获得的消息果然不是假的,刚回到武汉第二个月,就传来消息,说国民政府对中原地区的共产党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内战果然打响了。
作为一名士兵,小三子也再次奔赴了战场。
原以为战争只是暂时的,很快就能得到平息,没想到整整一年过去战争还在持续,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五月的一天,景明琛清早刚一下楼,就看见了楼下客厅里站着的蒋固北。
和蒋固北一起来的还有丁太太,地上堆放着花花绿绿的礼物。见景明琛下楼来,景太太说:“蒋先生和丁太太来提亲,答不答应,小囡囡你自己说了算。”
景明琛呆站在楼梯的最后一阶上,蒋固北朝她走过来,握着她的双手,望着她的眼睛低声说:“我等不了一年到期了,明琛,我们结婚吧。”
曾经她说要用七年来观察一个人,如今距离他上次提亲,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他等了七年又一年又七个月,不想再继续等待下去了。
景太太牵着景明琛的手放到蒋固北手上:“蒋先生,我家小囡囡,就交给你了。”
蒋固北和景明琛的婚期定在两个月后。
虽然算是仓促结婚,但蒋固北和景太太都坚持该有的必须都要有,婚纱是到上海找最出名的洋人婚纱店量身定做,据说这位洋裁缝祖上是欧洲皇室御用的,钻戒是逛遍了上海所有的百货商场找到的最漂亮最昂贵的。
婚礼前三天,蒋固北出发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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