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去，二〇〇五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获》的王彪约我写一个正面抗战的东西，时间十分紧，我就投机取巧，把十集“捕风者”剧本改成一部中篇小说，发了。在改写过程中，这个故事被《圣经》的故事照亮，依稀照出《风声》的影子了。我家族里有信基督的遗风，我虽不是基督徒，但确实经常看《圣经》，对《圣经》的故事是了解的。《圣经》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记述的是一个人，即耶稣的生平故事。四福音书各自为营，有同有异，既冲突又补漏，给了我创作《风声》的灵感。《风声》是“一事三说”：共产党说，国民党说，作者说。所以，要论一事多说的源头，不在《罗生门》，在《圣经》。
啰嗦这么多，我大致把《风声》的写作经过交代出来了。
何平：这些盘根错节的写作秘道，你不说没人能看清楚。这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专业读者，对一个作家个人写作史，或者说写作逻辑的复原和再现，不能单单依赖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等这些表面信息。作家的写作，从获得灵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同时我发现，《风声》的写作过程其实很像《解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同一个故事。你好像很享受这种近乎游戏的快乐。
麦家：我喜欢对一个故事颠三倒四地写。我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去写，但知道一个好故事值得我们反复写。好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迷信这个。《风声》也是这样改出来的，它从最早的《地下的天空》出发，挨了一刀又一刀，除了心脏，其他都换完了。这个过程一点不游戏，而是充满挑战。
恐惧是我写作的神秘力量
何平：再说《风声》的发表吧，好像争了一个第一。据我所知，《人民文学》以前不发长篇小说的，你当时怎么会把它投给一个不发表长篇的杂志？
麦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李敬泽，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写作，一般我有新作都会请他把把关，提意见。没想到他很喜欢，直接发稿了，成了《人民文学》创刊后第一部完整刊发的长篇小说。责任编辑是徐则臣，现在是副主编了，他为此还写过一篇文章，谈《风声》“破纪录”的发稿过程。
何平：《风声》发表和出版后，你即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小说家。授奖词可以随手在网上查到：“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他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他凭借丰盛的想象、坚固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塑造、表现了一个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他出版于二○○七年度的长篇小说《风声》，以从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以书写雄浑的人生对抗精神的溃败，以关注他人的痛苦扩展经验的边界，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正人心，并以提问和怀疑的方式，为小说繁复的谜底获得最终解答布下了绵密的注脚。麦家独树一帜的写作，为恢复小说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这个授奖词应该出自评论家谢有顺之手。对一个小说家而言，“为恢复小说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是很高的褒奖。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对《风声》的评价，也是对《风声》之前的《解密》和《暗算》的追认。后来《暗算》也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从评奖制度上看，华语文学传媒奖和茅盾文学奖并不相同，前者一定意义上是独立的、民间的，后者则是“国家”意义上的。先后获得这两个奖，再加上读者的广泛认可，有这样成就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麦家：这应该问你啊，作家管写，你们评论家管评，奖也是你们管的。虽然有种说法，优秀的作家都善于阐释自己的作品，但我更亲近另一种说法：一个作家的优秀与否在于他写下了什么作品，而不在于他的阐释水平。打个蹩脚的比方，曹雪芹从没有阐释过自己的作品，福克纳也不大有。还是你来吧，这是你的特权和专长，我相信你在抛问的同时心里自有答案，把答案也抛出来吧。
何平：谈不上答案，只是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你的小说里蕴含着中国当代作家很少写却又无法忽视的典型中国革命经验和记忆。事实也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地下工作”“谍战”仍然是中国人革命记忆和想象中最幽暗不明的部分，而“特务”更是过去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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