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擅长拿捏读者的心窍,设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了出来,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作“传”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样可靠吗?
麦家: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害怕黑暗、残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你说我是“黑暗的传人”,陈晓明也曾有相似的解读。英国括我的翻译和编辑,都有这种指认。甚至,《暗算》的英文书名也被译为inthedark,翻译回来应该是“在黑暗中”。我很怪的,一个乡村野孩子,却从小就怕黑,做的梦都是黑夜里的事。我没有梦见过白天,而且少年时代经常做同一个梦,一只黑色的大鸟,像老鹰又不像老鹰的一只大鸟,翅膀张开来有一座房子屋顶的大;无数次,它从浩瀚的天外飞来,羽毛都是黑色的,在黑暗中黑得发亮,像闪电一样刺眼。然后我一只眼睛,右眼,十一岁那年,一夜醒来瞎了,经过长达半年的中西医治疗,也只恢复到0.3的视力。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确实在我身上发生了:梦中的一道黑光把我一只眼刺残了。
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也许是想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对黑暗的恐惧,对怪物的恐惧。其实人是最可怕的怪物,我一直相信,那只大鸟是人变的。这种恐惧是我写作的神秘力量。
何平:有意思,你把“黑暗传”理解成写黑暗的“传人”。两个“传”,字同音不同。“传人”记录下来的文字成为“传”。“传人”,既要写出经验到的黑暗、恐惧、孤单、未知等极端个人化的感受和反思,又要让这些经验、感受和反思得以“流传”。从“流传”之“传”的意义上,当代作家很少像你这样做到极致。但是,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流传”之“传”看成很俗气,非文学的。这可能是很多作家的一个误区。
麦家:可能首先是你们评论家的误区,你们把作家往“象牙塔”里赶,把讲故事、重“流传”看作俗气,贬为“非文学”。看轻故事是中国当今小说的一种时髦,有“曲高和寡”的得意。其实,故事绝对是小说的上层建筑,故事才是“曲”,没有故事的“曲”,不过是小调而已。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一直受“文学”的奚落,连发表都难。
何平:你刚才说了,你是一九八六年开始写作的,按照世俗意义上一个作家的成功指标,你应该到二〇〇六年后才“达标”,历经二十年。你也说过,《解密》在《当代》发表之前经历过十七次退稿。这意味着你的写作生涯有一个漫长的黑暗期,这个黑暗期之长,在当代成名作家中也是罕见的。
麦家:这个黑暗同样让人恐惧,但不会把我变成一个“写黑暗”的“传人”。这个“黑暗”是一块磨刀石,只会把我磨锋利了。花开太早不见得是好事。我庆幸自己没有迅速成名,然后迅速消失。
《风声》里是有大绝望的
何平:这次重读《风声》,它“回忆录叙事”的特征,让我想起一本小书《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此书提醒我们,凭读者个人之力是无法辨别那些对着上帝发誓声称自己所言非虚的回忆录的,而专业读者则无意理会真实性这种东西,因为他们默认文学的真实本身就不是客体真实。然而问题在于,如果“真实”标准是多元的,那么真实本身就成了伪命题。
在《风声》里我看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面对同一段往事,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回忆”,读者先要听潘老回忆的“东风”,再听顾小梦回忆的“西风”,最后还要跨越时间去感受“我”所叙述的“静风”。这是一种很后现代的多元主义风格,背后的逻辑是承认真相是无限的,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只是一种“小真相”。换句话说,它把记忆认定为一种社会活动,通过每个个体的差异之中的记忆来修正那些记忆的“标准像”。你之前提到了“四福音书”对《风声》的“照亮”,事实上,我们如今很难说后现代主义和圣经式的叙事究竟是谁先发现了谁,它们好像是同时向我们扑过来的。在先锋叙事逐渐退场的今日,我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解构带来的那种后现代主义本身视为一种相对主义,认为后现代的背后还有一个真相。
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也就是当你再次回溯当年架构的“东风”“西风”和“静风”三重叙述,你觉得这样一种对峙的叙事结构,究竟把历史的真实或文学的真实带到了怎样的境地?
麦家:我们知道,真实的生活里其实充塞着太多的不真实,儿子为了一双名牌皮鞋把母亲杀了,贪官把几亿现金窝藏家中,事发后夜以继日地焚烧,匪夷所思到了完全失真——失去“标准像”!但我们不能指责生活,因为生活有不真实和荒唐的特权。小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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