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据此签订了书面协议，在偿清债务后，学院便接手了房产。我们将高大的厅堂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隔出若干个房间作为教室，又在周围购买了几块地皮，将环境尽量改造得符合教学所需。学生们随即搬进了这所新学院。而召集工人、置办建材以及督促工程等操心事和棘手事则一股脑儿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不过我倒是乐此不疲，因为这并不妨碍我的私人业务。一年前，我跟踏实能干且勤奋诚实的大卫·霍尔先生合伙经营，我对他十分了解，因为他曾经为我干过四年。他从我那里接管了印刷店事务，定期送上我应得的分红。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双方都很成功。
一段时间后，学院管理委员会领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组成了社团。由于英国方面的捐款，学院的基金增加了不少；由于领主的捐赠，学院的土地也扩增了不少；州议会也下拨了不少资金。就这样，我们的费城大学建成了。从它的建立之初，我就是理事之一，到如今已经过去四十年了，看到众多青年从这里走出来，成为声誉卓著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之前我说过，我已经从私人业务中解脱了出来，而且手头已经有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并不巨大，但也足够了。这时候，我便开始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和休闲娱乐活动。我购买了全套的斯宾塞博士的仪器，兴致勃勃地做起了电学实验。斯宾塞是从英国前来讲学的。不过闲暇下来的我却被公众抓住不放，要我为他们服务，政府各部恨不得让我同时为他们效力。州长让我进治安委员会；市政会议选我当市政会的议员，后来又选我当参议员；多数市民选我当州议员，以便在州议会中代表和维护他们的权益。我对州议会议员一职倒很有兴趣，因为作为州议员的秘书，我已经厌烦了坐在那里听议员们的辩论，我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只能在纸上乱画圈圈框框以解烦闷。我想我成为议员后，就有了发言权，这样就能做更多好事。当然，我并非对这些提拔无动于衷，还是感到很骄傲的。想到我出身卑微，这些提拔对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令我骄傲的是，这些靠的是我个人的努力和公众的信任，而不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
我在治安委员会干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几次庭审，旁听了别人审理案件的过程，发现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不足以让我担此重任，我就渐渐退出了这项工作，所找的借口就是州议会还有重要的立法工作要我去做。这十年来，我每年都当选为州议员，而且没有一次要求公众为我投票，也从未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当选的愿望。在我当了州议员后，州议会秘书的职务便由我的儿子担任。
第二年，由于要同印第安人在卡莱尔签订条约，州长便给议会发函，建议从州议会中提名几位议员和参政会成员组成一个代表团去签约。州议会指定了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前往卡莱尔，见到了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酷爱喝酒，不醉不休，喝醉之后又变得吵吵闹闹，场面一片混乱，于是我们对他们下达了严格的限酒令。他们对这项限制措施抱怨纷纷。这时我们便告诉他们，如果能在谈判期间不饮酒的话，条约签订完成后，我们将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甜酒。他们同意了，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也的确买不到酒，这让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对结果十分满意。之后，他们就跟我们要酒喝，我们慷慨地送给了他们许多酒。那是一个下午，大约有一百个印第安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聚居在城外一个临时搭建的方形木屋里。到了晚上，我们听到那里人声鼎沸，便同代表团的成员们一起去看个究竟。到了那里，发现他们在广场中央燃起了篝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男人和女人们争吵着、殴打着。借着篝火的光亮，我们看到他们半裸着黝黑的身躯，举着火把，口中发出可怕的怪声，互相追逐厮打，简直就是一派人间地狱的景象。打闹声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们便回到了住处。到了午夜，一群印第安人来敲我们的门，向我们索要甜酒，我们不予理睬。
到了第二天，大概是酒醒之后，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有失体统，并冒犯了我们，就派了三名长老向我们道歉。不过他们居然把罪魁祸首归为甜酒，接着又为甜酒开脱罪名，说：“伟大的神创造了各种东西，每一样都有它各自的用途，既然造出了一样东西，我们就应该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神创造了甜酒，而且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当然要遵旨行事。”的确，假如上帝的旨意是想要消灭这些野蛮人，而为拓荒者空出位置的话，那么甜酒用于这个目的大概没有什么错，因为之前沿海一带的那些部落已经被酒消灭掉了。
城市的医疗和卫生
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创立一所医院（这个计划十分有益，人们后来将它归功于我，其实最初提出设想的是他），用来接受和治疗无钱看病的患者，不管他们是本州人还是外地人。邦德始终积极而热情地为这项事业筹款，但这个计划在美洲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并不了解它，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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