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人们纷纷慷慨踊跃地捐资，但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我看这大概是因为少了议会的帮助，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的，于是我提议议会拨款，议会同意了。不过，代表乡村的议员们却不赞成拨款，他们反对建设医院的计划，认为这仅仅有利于城市人，应该由城市市民支付这方面的费用，而且他们怀疑城市市民是否也赞同这一计划。我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们对这项计划相当支持，筹集到两千镑的捐款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却对此表示怀疑，说我对此高估了。
面对这个局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请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让捐款人组成一个社团，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拨出若干资金。州议会之所以答应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一旦多数人不赞成它，还可以在议会上将其否决。我的目的则是提出一个重要条款作为附加条件，这个条款是：经本议会决定，该项目的捐款人必须开会选出经理和财务主管，并筹集到若干基金（把该基金的年利息用于在医院就诊的穷苦病人的住院费、伙食费、护理费、诊治费、医药费等）。如果议长对筹集到的资金数额感到满意，那么议长应将这项提案视为合法，并签发命令通知州金库支付两千镑。这笔钱可在两年内付清，用来支付医院的创立、修建、装备等费用。
这一附加条件使议案得以通过。那些原先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认为，既然不破费分文就能获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投了赞成票。在募捐时，我们故意向人们透露议案中那个附加条件的条款，这无疑也是一种动力，因为每个捐款者都好像捐了两倍的金钱。这样，附加条件的条款在两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捐款金额很快就超过了所需数字。我们将它上报给议会，也得到了议会的捐款，建造医院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了。很快，一座方便、美观的建筑就建成了。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医院确实十分有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想，在我一生所有成功的计划中，没有哪一项比这件事更让我愉快的了。现在想想这件事如此成功，就不必计较当时所施展的一点儿小诡计了。
正在此时，又有人造访我，向我提出了一项计划，他就是吉尔伯特·泰龙特牧师。不过他是想请我帮忙募集资金来建造一座新教堂。这座教堂是用来供长老会的教友，也就是以前追随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聚会用的。我不愿因频繁的募捐而招致市民的反感，便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他还是不甘心，希望我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列出一份慷慨大方又热心于公益事业人士的名单。但我不想让这些好心人刚刚赞助过我之后，又遭受其他募捐者的纠缠，这么做实在太不仗义了，于是我也拒绝了这个要求。最后，他说至少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建议。我说：“这倒可以。首先，我建议你去拜访那些你认为会捐款的人，向他们募捐；其次，你带着已捐款人的名单，去找那些你不确定是否会捐款的人，给他们看名单，然后请他们募捐；最后，不要放弃那些你认为肯定不会捐款的人，因为其中总有一些人，你会估计错误的。”他听了十分高兴，连连向我道谢，说一定会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果然他成功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获得的捐款金额甚至超出了原计划。于是，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教堂。
费城虽然规划得井井有条，又颇具美观，街道宽阔且横平竖直，两街相交呈直角，不过街道的路面却因长期缺乏修缮而成为整个城市的败笔。每到下雨天，沉重的车辆驶过街道后便留下深深的碾印，大街立刻变为泥淖，路人很难通行；而在干燥的日子里，则尘土弥漫，令人呼吸困难。我住在泽西市场附近，每当看到居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浆去购买日用品的情形时，心里就十分不快。最后，市场中央终于铺上了一条砖路，在市场里面。人们能保持脚下的干净，但在去市场的路上仍旧会沾满泥土。我同其他人讨论了这个问题，又写了一些文章，终于起了点儿作用，至少住宅前的街道两旁铺上了砖，一直通向市场。这样，行人从居民区走到市场就比较方便了，再不会把鞋子弄湿或弄脏。不过街道的其他地方并没有铺上砖，当马车从泥泞的地方行驶到这里时，又会把泥土带过来，很快，铺上砖的路又成了烂泥滩。不要指望有人清理这些泥土，因为城市从来没有清洁工。
经过几番查访，我终于找到一个贫穷但勤劳的人，他愿意从事街道清扫的工作，且答应每周清扫两次，还负责将垃圾从居民的门前清走，他的酬劳是每周六便士，由每户每周支付。然后，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笔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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