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们忙于规划要塞并做好标记，整个要塞的周长是四百五十五英尺，如果每英尺需要用一棵树来做栅栏的话，那么总共需要四百五十五棵树。我们当时共有七十把斧子，大家立即动手砍树，由于个个都是用斧子的好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十分好奇，何以这么快就能砍倒一棵树。于是当两个人开始合力砍一棵树时，我便用手表计时，发现他们在六分钟之内就能将树放倒，而且树的直径足有十四英寸。每棵树可以做成三根长十八英尺的栅栏，而且栅栏的一头还被削尖。当一拨人做这项工作时，其他人则在要塞周围挖了三英尺深的壕沟，用来将栅栏植入。我们还将马车的车身卸下，然后将连接前后的辕杆拔掉，最后再把前后轮分开，这样，五辆马车就变成了十辆，两匹马拉一辆车，将做好的栅栏从林地拉到要塞。栅栏固定好后，我们又在栅栏周围搭上一个离地面六英尺高的平台，为的是能让士兵登高望远，并借着枪眼进行射击。另外，我们还带来了一门旋转炮，然后把它装在了要塞的一个角上。装好之后，我们就试开了一会儿炮，好让附近的印第安人闻风丧胆。当然，如果附近有印第安人的话，他们一定能感受到这门大炮的威力。
虽然隔一天就下一场大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施工，但我们的要塞（假如如此简陋的木头栅栏可以配得上这么雄伟庄严的名称的话）总算在一个星期内完工了。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当人有事可干的时候就是最满足的时候。因为在工作时，人总是脾气温和、心情愉悦的，充实地干完一天的工作后，到了晚上就能舒心地睡一夜。如果一个人整日无事可做，那么就会无事生非、桀骜不驯、争吵不休，甚至冲着肉和面包挑剔个不停，无端发火撒气。这让我想到一位船长，他驾驭水手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不停地干活。一次，他的副手向他汇报，说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船长回答说：“哦，那好，让他们把锚冲洗干净吧！”
如此简陋的要塞尽管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抵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却足够了。我们身在安全地点，遇到紧急情况也有地方可退，于是放开胆子到附近村庄挨个搜索。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印第安人，却发现了他们在山上隐藏的用来窥视我们行动的据点。这个地方被巧妙地伪装过了，实在值得一提。当时正值冬季，很有必要生火取暖，但如果像平常一样在地面上生火，就容易暴露他们的位置，他们就在地上挖了一个直径为三英尺、深三英尺的洞。我们还能看到留在那里面的焦炭灰烬。这些焦炭是从林中被烧焦的木头上砍下来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在洞内生火。他们甚至还能在洞的四周躺下，草地上留下了他们躺下的痕迹。他们把腿伸进洞中以保持足底的温度，这至关重要。用这种方法生火，不会因火光、火焰、火星甚至烟雾而暴露。总之，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发现我们人数众多，不是我们的对手。
贝蒂先生是一位热情的随军牧师，来自长老会，他跟我抱怨士兵们不常聆听他的祈祷和训诫。在征召士兵时，我曾答应他们，除了薪金和口粮之外，每天保证给他们一及耳甜酒。这些甜酒按时发放，一般上午发一半，下午发一半。我发现他们领酒时倒是很准时，于是我对贝蒂先生说：“作为一名牧师，让您去分发甜酒可能有失尊严，但如果您在发甜酒之前进行一番祈祷的话，我保证他们都愿意聆听。”牧师觉得这个办法极好，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差事，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分发甜酒的工作井然有序，而前来聆听布道的人也从未这么多和这么准时过。所以，我以为这一招比用军法处置不参加祷告的人更有效。
事情很快就完成了，当我们刚为要塞储备下足够的粮草时，接到了州长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召集了议会开会，如果我那边形势不太紧张，可以脱身的话，希望我能返回参加会议。同时，我在议会的朋友也都劝我如果有可能，务必出席。当时，我要修建的三个要塞已全部完工，当地居民在它们的保护下可以安心从事农耕了，于是我决定返程参加会议。更让人安心的是，这里来了一位新英格兰的上校，名叫克莱普汉姆，同印第安人作战很有经验。他碰巧来参观我们的要塞，于是我委托他来接替我的指挥工作。我给他发放了委任状，在检阅士兵时，我大声宣读了这一委任状，并将上校介绍给大家，告诉他们，他在军事上的才能比我更适合做大家的指挥官。我对士兵们进行一番激励之后，便动身出发了。
他们先送我到了伯利恒，在那里稍微休整了几天。第一天晚上，当我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时，竟然无法入眠，这跟我在纳登哈特用一张毯子裹住全身睡在地板上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伯利恒期间，我还顺便了解了一点儿摩拉维亚教派的风俗，他们之中有人专门陪伴我左右，对我十分友好。他们把剩下的财产全部充公，好多人聚在一起，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睡在公共宿舍里。在他们的宿舍里，我发现四面墙在接近屋顶的地方，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出现一个小孔，应该是用来换气的。他们的教堂回荡着悦耳的音乐，是用小提琴、双簧管、长笛和单簧管伴着风琴演奏出来的。他们布道的方法也跟我们有所不同，他们不会将男女老少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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