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德多克战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一直跟议会发生争执和冲突，他催促议会应为保卫本州而筹集款项，但前提是不能向领主征税。对此，议会不赞成，因此，送到州长那里的全是不对领主保持例外的征税法案，州长则一概予以否决。现在，本州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即防务工作迫在眉睫，于是他向议会催得更紧了，因为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不过，议会的态度依然坚决，因为他们相信正义始终站在自己这边，如果他们对州长妥协而修改拨款议案，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基本权利。最后有一项议案是要拨款五万英镑，州长对此只建议修改一个字。
文件是这样写的：
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一律纳税，领主也不例外。
州长的修改建议是将“不例外”改为“可例外”，改动虽小，却是实质上的大变动。当远征军败北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我们的英国朋友极为愤慨地指责了领主，非但不仗义疏财，还用那么卑劣的手段对州长做那样的指示。有的甚至扬言，既然这些领主妨碍了本州的防务，那么就再不需要对他们进行保护了。领主们受到恐吓之后，就下令他们的财政总管，不管议会拨出多少钱，他们都将追加五千镑。
议会接到指令后，就将这五千镑当成一般的税金接受了，同时提出一项附有意外条款的议案，最终得以通过。根据这项议案，我被任命为处理这六万镑拨款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议案的整个过程，我都积极参与，并最终让它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我又草拟了组建和训练职员民兵的议案，这个议案没有经历多少波折，因为我们给了教友会成员极大的自由，无论是否参加都不受约束。组建民兵需要成立组委会，为了促成这件事，我又写了一篇对话，在对话中，我列出了所有能想到的反对建立民兵队伍的声音，然后一一予以回答和驳斥。这篇对话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大的效用，这和我预料的一样。
当城乡的几个连队得以组建并投入训练时，州长派我去西北前线负责防务工作，因为那里经常有敌人骚扰居民，我们应当予以保护。派我去的目的，是要我去组织部队，修建要塞。虽然我自认为军务能力仍嫌不足，但这项任务是义不容辞的。临行前，州长给了我一张全权委任状，还有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只要我认为谁合适就能当即任命谁。招募士兵并没遇到什么困难，很快就招募到了五百六十人。我儿子在上次同加拿大的作战中曾当过军官，这次他作为我的副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印第安人在纳登哈特烧杀抢掠，屠杀了当地居民，那个地方是摩拉维亚教友建立起来的村庄，而且是构建要塞的最佳地点。
为了向边界进军，我把部队聚集在了伯利恒，这里是摩拉维亚教友的主要聚集地。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他们的防御工作做得实在太好了，简直令人惊讶，原来正是纳登哈特的毁灭让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在这里，所有重要的建筑都被栅栏保护起来，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还在高大建筑物的窗子上放满了铺路石，当印第安人来犯时，躲在建筑物中的妇女们便可以拿起石头袭击他们。教友们也都武装了起来，像任何城镇的守军一样站岗放哨，轮班交替，纹丝不乱。我跟斯潘根伯格主教进行了谈话，并表达了自己的惊讶。我原以为他们会一丝不苟地置身事外，因为议会已经通过了法案，特许他们免除在殖民地服兵役的义务。他回答说，他们本来并没有要免除服兵役的义务，只是在这条法案下来后，许多人才把反对服兵役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遵守这一法案，这让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看来，之前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就是欺骗了议会，一旦理智遇到了危机时刻，往往就能胜过那些奇怪的想法。
一月初，我们便开始着手修建要塞。我派了一支小分队到米尼辛克，指示他们在乡村高地上修建一个要塞；另外又派了一支小分队到乡村的低地去修建要塞。我自己则率领余部到纳登哈特，在那里立即动工。摩拉维亚教友们提供给我五辆马车，以便运送工具、军需、行李等物品。
当我们要离开伯利恒时，十一个农民来报，说他们被印第安人赶出了农场，请求我给他们武器，好让他们夺回自己的牲口。于是，我留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和足够的弹药就离开了。没走多远，天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是一整天，沿路又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直到傍晚，我们才找到一所德国人的房子，便一起挤进了谷仓，那时已经浑身湿透。幸运的是，路上我们并没有遭到袭击，我们的武器都是极普通的那种，士兵们不懂得怎样保护枪械不受潮，而印第安人则精于保护枪械。就在那个雨天，刚才提到的十一个农民遇上了印第安人，其中十个被射杀，只有一个幸存者跑了回来。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枪全都成了废铁，因为火药被雨水淋湿了。
等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就继续行军，终于抵达已成一片废墟的纳登哈特。那儿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周围留下了几堆木板，我们便用木板搭成了营房。当时正值寒冷的季节，我们又没有帐篷，是这些木板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里暴露在外的尸体统统掩埋好。之前，乡亲们大概只是草草地掩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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