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哥哥，但他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就像他的其他学徒一样。
因此，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他的其他学徒一样的服务。
但我觉得他对我要求太多了，作为一个兄长，我希望他能给我更多的宠爱。
我们的争论经常闹到父亲那里去，父亲一般都偏向于我，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理由正确或者是因为我是个雄辩家吧。
但是哥哥脾气很坏，他经常把我暴打一顿，这让我非常得气愤。
我想我这讨厌的学徒生涯有没有机会缩短些啊，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报纸上登载的一篇有关政治问题的文章，具体讲什么的我忘了。
它触怒了州议会，于是哥哥被带到那里讯问，并且被监禁一个月。
他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待遇，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不想说出那篇文章的作者。
我也被带进参议会审问，但我的表现没有让他们满意。
他们把我训了一顿然后就放我走了。
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个学徒，有义务替主人保守秘密吧。
尽管我和哥哥私下里不和，但哥哥的被监禁还是使我对当局满怀怨恨。
在哥哥被监禁的时候，我负责报纸的管理。
我在报纸上大胆地嘲弄当局，哥哥对此很喜欢，但另外一些人却对我有了坏印象，他们认为我是喜好讥讽的怪才。
哥哥从监狱里面出来了，还带来了一项议会发出的古怪命令：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哥哥的朋友们聚集在印刷所里商议，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应该怎么做。
有人建议，为了规避法令应该把报纸的名字改掉。
但是哥哥觉得那样更不好。
最终他们商议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将来报纸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发行。
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责难哥哥以学徒的名义继续办报，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那就是，把我和哥哥签的那个合同退还给我，并且在背面注明退还给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被解雇了。
以便一旦需要可以拿出来作为凭证。
同时为了保证哥哥的利益，我要为剩下的学徒年限签定一份新的合同，这份合同是秘密的。
这套法子很脆弱，但还是立即实施了。
因而，这份报纸在我的名义下办了几个月。
终于，我和哥哥发生了新的矛盾，我处处维护自己的自由，因为我料定他不敢冒险拿出我们原来签的那张合同来。
当然，我那样趁火打劫是不对的，因此我把它当作是我这一生中犯下的第一大错。
但他的坏脾气常让他对我大打出手，我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恨。
我也感到自己这样做得不对，因为哥哥在其他情况下并不是个脾气很坏的人。
可能是我当时太没有礼貌，太让人生气了。
当哥哥觉得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便到镇上的每一个老板那里游说，以阻止我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厂得到工作。
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到纽约去，那是有印刷所最近的地方。
我要离开波士顿还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引起当局的不少憎恶。
从当局处理我哥哥那件事的专横来看，要是我还呆下去，迟早也要遭到同样的待遇。
另外，我对宗教的轻率的批评已经激起了善男信女的惊恐，他们说我大逆不道，是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众人所怨愤的对像。
我已经决定出走，父亲已经站在哥哥那边，这一点我很明白，如果我公开出走的话，他们一定想法子阻止我。
因此，我的朋友柯林斯决定帮我。
他和一艘纽约州的单桅帆船船长讲好让我坐他的船，他说我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逼我和她结婚，因此我既不能露面也不能公开出走。
我卖了些书，筹集了路费，悄悄上了船。
因为顺风，我们第3天就到了纽约，离家将近300英里。
我一个只有17岁的男孩子，身上没有钱，没有人介绍，没有熟人，这就是初到纽约的我。
那个时候，我航海的梦已经破灭了，否则我现在倒可以如愿以偿了。
但是由于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工人，所以我就向当地一个叫老威廉布雷福德的印刷老板毛遂自荐。
老威廉布雷福德是宾西法尼亚州的第一家印刷所老板，在和乔治基思争吵以后他就把印刷所迁到了纽约。
他的印刷所里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所以他不能雇佣我，因为他那里人员已经足够了。
但他说，“我儿子在宾西法尼亚州，他刚刚失去了他的主要助手，名字叫阿奎那罗斯。
如果你去那里，我想他会雇佣你的。”
宾西法尼亚州离这里有100英里，但我还是登上了一艘开往安博依的船。
我留下了我的箱子和其它一些东西，以后它们随海道运来。
在渡海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狂风，风把我们的破船撕成了碎片。
我们无法进入海峡，而是漂到了一个长岛上。
途中，一位喝醉了荷兰乘客失足落水。
当他下沉的时候，我抓住他的头顶把他拉了上来。
落水使他清醒了一些，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本书，希望我能给他晾干，然后他就睡觉去了。
这本书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班扬的《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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