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这个词同样诞生于古希腊，但那里的百姓从没有思想上的自由。如果谁敢于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那么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焉是吾辈今所言之自由？
对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他们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达城，拒绝承认自己的同胞，彼此征战连年，从未曾统一过，却创造出了“祖国”这个莫须有的词来。在西欧地区，许多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了高卢，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语言和宗教，恺撒却能够轻易征服他们，因为恺撒总能从中找到盟友。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高卢的建国，因为是他们使高卢人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
不必扯这么远，就拿16世纪前的事来说吧，法国人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波旁王朝时期发动叛乱的贵族大孔代——他勾结敌国意图篡位——是一样的吗？词还是那个词。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与现代人大不相同。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对人类来说，它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若想以词语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这些词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历代的政治家都颇为精通这点。
我们对词语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后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词语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会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恶痛绝，但又没办法改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比如说，在大革命之后，执政府把令人生厌的“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换成了“盐税”，过去的“徭役”改成了“间接摊派”，而商号与店铺的税款，也被起了个新名字，叫作“执照税”。
这些新名词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有损于执政府和帝国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有效地防止群众产生反感。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
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能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史学家泰纳说，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建立起堪与达荷美（达荷美王国，是西非埃维族的一支阿贾人于17世纪建立的封建国家。国家全名为“达恩·荷美·胡埃贝格”，意思是“建在达恩肚子上的国家”，简称“达荷美”。1899年为法国所灭）匹敌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来。统治者的艺术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同一个词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含义，表面看着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时间促成了词义的变化，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比如使用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民主是说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代表了民众的国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权力，要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你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铁杆的保皇派，一切党派都得服从国家。
在美国人看来，民主却是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这种发展是超越一切的，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同样的一个词，在一个民族代表个人服从国家，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国家对个人的彻底服从。
（2）幻觉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群体便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最早的幻觉，来自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人们捏造出神灵，开始崇拜偶像，沉迷在幻觉里。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相信神灵，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文科学的领域里，无数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诠释出来，哲学成了新生幻觉。
但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都拥有着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为它们而建；18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的；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人类以为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消除这些幻觉，却不知道在短暂的沉寂后，幻觉会死而复生。没有幻觉，人类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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