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集会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它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这些雄辩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法国浪漫派抒情诗人阿尔封斯·德·拉马丁与1871年的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享有的崇敬，需要有急迫且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议会群体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忘记了它得到的恩惠和受到的惊吓。
之所以举上面的例子，是因为它包含着的一些事实可以说明，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声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它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
由此可见，享有足够声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因其声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左右着群体意识。他只做了一个手势，便让内阁倒台了。后来，他因某些金融问题在大选中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有个记者曾报道过他的影响程度之深：
这位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为他付出的代价超过普通战争的三倍。
因为他的一个错误决定，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因为他的轻信，在南尼日尔，我们被骗走了一个帝国。他的即兴言论，让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话语权。x先生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带来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但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来自顺应民意，只是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还无法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所以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引用上文，为的是讨论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声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即使理性上认识不完全，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对支持自己的人民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还应具备特殊的诡辩之才，用言之凿凿的夸张断言代替烦琐的证据，用生动的形象和十分笼统的论证代替推理。在所有集会中都能看到政客应用这种辩术，连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英国哲学家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意见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被证实过，且我们明知永远不可能被证实。
上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严重也不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我们必须选择能够唤起生动形象的措辞。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我们的监狱坐落于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这艘船将驶向那里。在监狱里，关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这两种人如难兄难弟般臭味相投，于是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结成两个帮派相互利用。
这样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它让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觉得，自己正被社会渣滓威胁着。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两幅画：在一片贫病交加的土地上，一艘船正把社会渣滓送到那个地方。倘若让上面提到的议会领导的对手当选，他们就成为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被流放到那片热病肆虐的地方。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威胁论给国民公会议员的感觉一样。在恐惧的影响下，任何群体都会向演说者投降。
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不可能兑现的幸福承诺，永远都是利于领袖的。如上文引用过的演说家的断言一样，这类夸张的言论从来没有被强烈地抗议过。为了打击赞助竞争对手的金融家，演说者可以捏造谎言威胁大众。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不讨厌恐怖分子，只要演说者说该金融大腕和僧侣一起暗中资助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那么该金融大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日子恐怕比那些目无法纪的人好不了多少。这种断言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无论断言内容多么激烈，也无论声明把威胁渲染得多么可怕，于群体来说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假如有在场的人想反驳这些言论，也会担心被大家当作叛徒或对手的同伙而被攻击。
如前文所说，在所有集会中最有效的，就是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合乎这条规律。他们无一例外地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破口大骂暴君或当权者的残忍，打着不自由宁愿死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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