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是我们研究的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之一。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各有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议会中，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或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妨碍群体特征的表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这些完全不同的国家，其议会的辩论和投票却惊人地相似，各国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即使最简单的问题，这些貌似智商和学识都优于常人的参议员，都难以达成共识。
议会制度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反映了一种观念：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做出的决定会更明智而独立。虽然从心理学上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却得到广泛的认可。
在议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感情夸张、以领袖人物为主导等。不过，由于其构成特殊，与一般群体相比，它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意见的简单化。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有一种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简单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倾向，无一例外。虽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不同，但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张自己原则的价值，并且非把这原则贯彻到底不可。而这导致的结果是，议会成了各种极端意见的典型代表。
议会的意见特别质朴简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的议会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的最佳典型。这些议员头脑僵化，里面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每当说到他们时，人们无不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理由是：他们忙不迭地贯彻自己的死板原则，待人方式十分教条化，逻辑也含混不清。更不会关心事实如何。但谁也没有看到这场革命，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引导着他们，他们以为在这些教条的帮助下，自己能够把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
结果，雅各宾党人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了很多年，其文明程度仅相当于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原始人有同样的特点，不过是把改革路上的障碍统统毁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同伐异，群体无视一切障碍，无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波旁王朝后掌握实权的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的山岳派还是法国南方热月派，全都被同样的种族精神激励着。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被暗示影响，正如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来自享有声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所受的暗示有着很明确的界限。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每个议会成员都固执己见，任何论证都无法说服他们。例如，在贸易保护、酿酒业特权等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即使有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或古中国苏秦、张仪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了暗示，这些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阻力，任何取消该建议的反对意见都不会被采纳，他们维护着自己意见的绝对稳定。
一涉及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这些人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时，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作用了。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虽然方式与普通群体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没有太大的不同。一个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时，难免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这就是为什么经常看到一个议员在一刻钟之内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表决，或为某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却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同样的原因，每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总的来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议而不决是议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议员永远担心选民的意见，而选民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决断力和影响力。
不过，在涉及某个问题时，如果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入之见，在无数的辩论中，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显而易见，这些领袖是非常必要的。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活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如果群龙无首，便一事无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领导者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声望，他们提出的论据，一般不是形成影响力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威信扫地，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声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国民议会议员之一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无所不能的路易·拿破仑在威信扫地的两个月后，变成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是议会成员之一，他登上讲台试图说服议会接受他的某项建议，虽然他机智幽默、口才极佳，但他却无功而返了。虽然人们听他说话，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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