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要比往常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往日的信仰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力，所以它们再也不会像往常一样，能够产生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没落，为许许多多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突发意见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正与日俱增，而且这种势力会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经充分认识了群体观念的极端易变性这一特征，得以毫无顾忌地展现出来。
最后一个原因是近来新闻媒体的发展，它们总是把那些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意见所产生的暗示，很快就会被一个与之相对立的意见的暗示所摧毁。结果是没有任何一种意见能够成功得到推广，所有意见都只能稍纵即逝。现在，一种意见在充分被大众接受，成为普遍的意见之前，就会消亡。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世界历史上一种新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引导公众舆论上的无能。
不久之前，政府的行动、某些作家和极少数的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意见的真正反映者。现在，作家们失去了全部影响力，新闻媒体只能反映意见。对于政界人士来讲，别说让他们直接引导公众的意见，他们恐怕连跟上公众意见的脚步都来不及。他们惧怕意见，有时甚至会演变为恐惧，这会使他们采取一种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因此，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当中至高无上的指导原则。它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甚至能迫使国家之间结盟，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法兰西和俄国的结盟那样，这完全是一种大众运动的结果。当前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症是，人们会发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就好像他们也愿意将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意见转交给群众评判。从前，我们说政治无关情感之类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意见多变的群众冲动的影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被情感所引导，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之前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如同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会卑躬屈膝。毫无疑问，它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它总是反映群体的意见及其不间断的变化。报业成了只提供信息的媒介，它放弃了所有强迫人们接受某种想法或教条的努力。它会紧随公众思想改变的脚步，出于行业竞争的必要，它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深具影响力的报纸，例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都被先前的一代人视为神谕，如今它们要么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要么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这种报纸会把最有价值的新闻全都夹在各种轻松幽默的话题、社会的流言蜚语和财经谎言之间。现在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投稿人自由地发表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获得信息，怀疑任何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断言的读者，这种意见就显得有点无关痛痒了。甚至评判家也不再能断定一本书或是一个喜剧是否取得了成功。他们具备讽刺挖苦的能力，却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报业非常清楚，在形成批判或是个人的意见之中，任何事物都是毫无用处的，于是它们开始压制批评，只限于提及书名，然后再送上几句“捧场的话”。在20年的时间里，戏剧的评论或许会再次遭受同样的命运。
现在，对意见密切关注，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讲产生的效果。这样的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要比群体的想法更加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像群众咒骂他们昨天还在夸耀的事情的做法更加常见。
引导意见的力量的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保持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让群众对于一切没有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采取越来越不关心的态度。类似社会主义信条的问题，只有在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阶层，如矿区和工厂里的工人当中，才能获得名望。中产阶级的低等成员以及具备一定能力的工人，要么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要么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在过去的25年里，经由这样的引导引发的演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这以前的时期，尽管与我们相距不远，人们的意见仍旧拥有着普遍倾向，它们的由来是因为接受了某些基本的信仰。仅仅根据某个人是君主专制的强烈拥趸这一事实，就可以断定他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仅仅因为某人是共和主义者，就认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一个君主主义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并不是猴子的后代，而共和主义者也同样很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主义者的人拥有为王室说话的义务，而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揣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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