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惠特尼沉溺于吸食鸦片，烟瘾极大，他是圣乔治大学神学院已故院长伊兰亚斯·惠特尼的兄弟。据我了解，他在大学读书时因为突发奇想才会染上这一恶习。当时他阅读了德·昆西①关于梦幻和激情的种种美妙描述，就将烟草浸泡在鸦片酊中吸食，以获得梦幻和激情的感受。和许多人一样，他从此沉迷于烟瘾中，无法自拔，其亲友既厌恶他这一行为，又对他饱含同情。我仍记得他当时的神态：面色青黄暗淡，双眼无神，眼皮耷拉，身体蜷缩在椅子上，显出一副落魄十足的倒霉相。
一八八九年六月的某个夜晚，门外有人揿铃，此时正是人们准备就寝的时刻。我当即起身，妻子放下手头的针线活，神色不快。
“有病人，”她说，“你又得出诊了。”
我深深地叹气，因为我在外面奔波了一整天，精疲力尽，急切需要一夜好眠。
我听到一阵开门声和急切的话音，接着是快步走过地毯的脚步声。然后我们的房门被突然打开。一位身穿深色呢绒衣服的妇女，头蒙黑纱，走进屋来。
“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搅您！”她说，随即无法抑制地快步向前，紧紧搂住我的妻子，趴在她的肩头低声啜泣起来。“噢！我真不幸！”她哀哀哭泣，“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啊！”
“啊！”我的妻子非常惊讶，掀开她的面纱，“是凯特·惠特尼啊。你吓了我一跳，凯特！我想不到进来的会是你！”
“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贸然过来向你请求帮助。”总是这样，人们一遇到难题，就来向我的妻子求助，就像黑夜的鸟儿飞到灯塔寻求灯光的慰藉。
“我们很欢迎你的来临！不过，你得喝一点酒，让自己平静下来，再跟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我先让詹姆斯去睡觉，你看好吗？”
“哦！不，不！我也需要医生的帮助。是艾萨，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我担心极了！”
我作为一个医生，而我的妻子作为对方的一个亲密好友，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倾听她诉说关于她丈夫的苦恼了。我们尽可能地安慰她，例如，她知不知道她丈夫的下落？我们能替她把他找回来吗？
看来他的行踪并不难找。她得知，最近只要他的烟瘾一发作，就到城东的一家鸦片馆去过过烟瘾。以前，他从没有彻夜在外头游荡过，到了晚上，他准会抽搐着身体，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可是这次，他已经外出将近四十八个小时了。现在肯定歪倒在那儿，和码头上的瘾君子们一起醉生梦死地吸毒，或者在那儿酣睡，等着从鸦片的效力中挣脱出来。他肯定在那里，她毫不怀疑这一点。那个地方是天鹅闸巷里头的黄金酒店。可是，她要怎么做呢？她，只是一个年轻羞怯的女人，怎么可以冒失地闯进去，把混在一群流氓中的丈夫拽走呢？
眼下情况如此，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思索着，是否应当陪同她去黄金酒店呢？随后转念一想，她何必去那里呢？我是艾萨·惠特尼的健康顾问，有这层关系在，我对他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假如我单独前往，也许很快就能解决。我答应她，如果他真的在那里，我会在两个小时内租辆马车把他送回家。于是，在十分钟内，我离开了扶手椅和温暖舒适的起居室，坐上一辆双轮小马车，驶向老城区的最东边。这趟差事当时已经让我觉得很奇怪了，后来发生的事则更是离奇。
但是，一开始我倒没遇上多大的困难。天鹅闸巷是一条污秽不堪的小巷，它藏在伦敦桥东北岸那些高大破旧的码头建筑物的后面。我在一家卖廉价衣服的小店和一家杜松子酒馆之间找到了那家烟馆，有一条陡峭的阶梯通往一个洞穴似的漆黑一片的豁口。我让马车停下来等着我，便沿着阶梯走下去。这条石块砌成的阶梯已经被潮水般的醉汉们踩得凹凸不平了。门上悬挂着昏黄闪烁的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我摸索着找到门闩，走进一间低矮阴暗的房间，屋里弥漫着鸦片烟喷出的浓烈的、棕褐色的烟雾，墙边并排放着一张张木榻，就像移民船里那些挨挨挤挤的水手舱一样。
透过昏暗的灯光，隐约可以瞧见倒在木榻上的人，有的耷拉着头，有的蜷缩着，有的头颅后仰，有的下颔向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失魂落魄地看着新来的人。在幢幢可怖的阴影里，到处都是红色的小光点，若隐若现。这是人们用金属的烟斗锅在吸食鸦片的情景。多数人都静静地躺着，也有些人在喃喃自语，还有人低低地用一种奇怪而单调的声音交谈着、窃窃私语——有时谈话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嘟嘟囔囔着，听不进别人的话语。远处烧着一盆炭火。一个瘦高的老头坐在三足板凳上，托着腮，两肘支在膝盖上，凝视着炭火。
当我进屋时，一个面色苍白的马来人伙计快步走上前，将一杆烟枪和一条烟剂递给我，指引我坐到一张空榻上去。我说：“谢谢，我是来找一个朋友——艾萨·惠特尼先生的。”
右边有个人扭着身体发出喊声，我透过昏暗的灯光看见憔悴不堪的惠特尼，他正睁大眼睛盯着我。
“噢！原来是华生啊！”他说话的样子显得非常可怜和卑微，憔悴不堪，浑身上下发出一股恶臭，他似乎很紧张。
“嘿，华生，现在几点了？”
“快十一点钟了。”
“哪一天的十一点钟？”
“星期五，今天是六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