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的上午，将近十点钟，黑压压的一群人聚集在维尔福先生的家门口，一列长长的送葬车和私人专用马车沿着从圣奥诺雷区一直伸展到佩皮尼埃尔街。
在这许多马车中间，有一辆造型奇特，看上去像是长途跋涉而来的，这是一辆带篷的黑色马车，为最先加入送葬行列的马车之一。
人们互相询问，打听到的结果真是异乎寻常的巧合。这辆大车里装载的原本是圣·梅朗侯爵先生的遗体，这样，为一个人送丧而来的宾客们，就为两个人送葬了。
送葬的人很多。圣·梅朗侯爵是国王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查理十世（1757—1836）：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之弟。1824年路易十八死后即位，1830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两位国王最忠实的大臣之一，他的朋友很多；这些，再加上应维尔福的社会声望而来的一批人，就成了很大的一群。
维尔福派人通知当局，于是两列殡车获准同时出发。一辆装饰得同样豪华的柩车驶到了维尔福先生的家门口。他的遗体从大车上抬到了这辆柩车里。
维尔福先生早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选好了家墓，准备安葬他的家属，这两具遗体就葬在那儿。
可怜的蕾妮早已等在那儿，十年的分别以后，现在她又可以和她的父母相聚在一起了。
巴黎人永远是好奇的，送葬的场面永远使他们激动不已，他们沉浸在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沉默中，目送着壮观的送殡行列经过，护送两位以体现传统精神，以主张贸易安全的立场和对原则执著的献身精神著称的老贵族走向他们最后的归宿。
在一辆丧车里，波尚、阿尔贝和夏多·雷诺在谈论侯爵夫人的猝死。
“去年我还在马赛见过圣·梅朗夫人，”夏多·雷诺说，“我还以为她可以活到一百岁呢，因为她身体极好，头脑很活跃，身子骨也很棒，她有多大年龄了？”
“弗朗兹告诉我，”阿尔贝答道，“她有七十岁了。她不是死于年老衰弱而是愁死的，侯爵的死使得她非常悲痛，自从侯爵死后，她的理智似乎始终没有完全恢复过。”
“但她是生什么病死的呢？”波尚问道。
“据说是脑充血，也许是中风，那两种病症差不多的，是不是？”
“差不多。”
“中风是不大可能，”波尚说，“我曾见过圣·梅朗夫人一两次，身材很矮很瘦，是一个神经质而不是多血质的人。像圣·梅朗夫人这样的体质，不可能因悲哀过度而中风的。”
“总而言之，”阿尔贝说，“不论杀死她的是疾病还是医生，维尔福先生，说得确切些，我们的朋友弗朗兹，是要继承一笔很可观的遗产，我相信他因此每年可以增加八万里弗尔的收入。”
“等到那个老雅各宾党徒诺瓦蒂埃去世的时候，他的财产还可以再加一倍。”
“诺瓦蒂埃是位顽强的老爷爷，”波尚说，“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想，他一定和死神打过赌，他要把他的后代全送走的。就像九三年那位老国民公会议员，在一八一四年1814年3月底，反法同盟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于四月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拿破仑于1815年3月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对拿破仑说：‘您在变得衰弱，那是因为您的帝国是一支长得太快、后劲不足的嫩茎；请把共和国作为您的支柱，让咱们重整旗鼓以后再上战场吧，我敢担保您会有五十万军队，会再有一次马伦戈的大捷和另一个奥斯特里茨战役。理念是不会灭亡的，陛下，它有时会沉睡，但一旦醒来就会比睡着以前更加强有力。’”
“在他看来，”阿尔贝说，“人就是观念。仅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就是弗朗兹·埃皮奈怎么能守着一位不能和他的妻子分离的太岳父？日子可怎么过？但弗朗兹在哪儿？”
“他跟维尔福先生一起坐在第一辆马车里呢，维尔福先生已经把他当做家庭的一员了。”
在所有的车子里，人们的谈话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死得这样突然，而且这样迅速地接连到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奇怪，但谁都没有怀疑过什么，阿夫里尼先生在黑夜里告诉维尔福先生的那种可怕的秘密，更没有人想过，大约一小时他们到达了坟场。天气温和而晦暗，很适宜于举行葬礼。
在那一群向家墓拥过去的人堆里，夏多·雷诺认出了莫雷尔，他是独自乘着一辆轻便马车来的。他的脸色很苍白，正在无言地沿着那条两旁水松夹持的小径走着，“您在这儿！”夏多·雷诺挽住那青年上尉的胳膊说。“您是维尔福的朋友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在他的家里碰到过您呢？”
“我并不认识维尔福先生，”莫雷尔答道，“但我认识圣·梅朗夫人。”
这时，阿尔贝和弗朗兹上来了。
“选在这个地方给你们介绍确实不大合适，”阿尔贝说，“不过也没关系，我们都不相信迷信。莫雷尔先生，请允许我给您介绍弗朗兹·德·埃皮奈先生，我在意大利旅游时的一位极其出色的旅伴。亲爱的弗朗兹，这位是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您不在时我结识的一位极其出色的朋友，以后只要我每次在谈话中提到心地善良、机智果断和亲切热情的这些话题，您就总能听到我说出这个名字的。”
莫雷尔犹豫了一会儿。对方是他暗中的仇敌，如果他用热情的态度向他招呼，这未免太虚伪了；但他又想起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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