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在这古旧空荡的农舍里生活的样子。如果父亲走了，这个家还能像现在这样吗？哥哥怎么办呢？母亲又怎么办呢？心中有所顾虑的我，还能像从前那样离开老家，在东京优哉游哉地过活吗？我看着眼前的母亲，忽然想起先生对我的提醒——趁着你父亲还在世，一定要多分点儿财产。
“什么啊，那些总把‘死啊死啊’什么的挂在嘴边的人还真是最怕死的。你父亲也是一样，嘴上说着‘死啊死啊’的，其实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呢。倒是那些沉默寡言、身体健康的人反倒更加危险。”
我默默地听着母亲这套陈腐的言论，也不知道她依据的是什么理论还是有过什么统计。
三
父母开始商量着做红豆饭为我请客庆祝。从我到家的那天开始，我就暗暗担心他们会这么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所以我当即拒绝。
“不用这么铺张。”
我不喜欢乡下的客人。这些以吃吃喝喝为最终目的的人，都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我在孩童时代就曾经伺候过类似的饭局，所以对此深恶痛绝。而且一想到这次他们是为我的事情而来，我心里的痛苦就更深了。可我现在当着父母的面，没有办法直说让他们停止招呼这帮粗鲁的乡下人来家做客。所以只能以“铺张”为借口了。
“铺张什么呀。这可是一点儿都不铺张。这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啊。请个客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嘛。别想太多了。”
母亲把我大学毕业这件事看得和娶媳妇同样重要。
“不请客也没关系，不过可能会被说闲话。”父亲说道。
父亲最怕被人说闲话了。实际上在那种场合，只要那帮子人有什么不如自己意的，马上就会说起闲话来。
“乡下和东京不同，这里的事儿多很多。”父亲又说道。
“还有你父亲的脸面呢。”母亲在后面插了一句。
我也没法坚持己见了，心里想着只要他们高兴，怎么都行。
“我是说如果只为了我，那就别办了。如果担心别人在背地里说闲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对你们没好处的事儿，我也不会坚持的。”
“这样的理由也说不出口啊。”
父亲的脸上浮现出苦涩的表情。
“你父亲也没说不是为了你啊。不过，你也该通通事理人情吧。”
一到这种时候，母亲就像个平庸妇女，净说一些不得要领的大道理。而且数量居多，我和父亲加起来都比不上。
“念过书的人就喜欢认死理儿，这可不行。”
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可这简单的一句话，却显现出了他平生对我的不满之处。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自己说话的语气太冲，只是一味地认为父亲的不满毫无道理。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情又变了，他向我询问哪天最合适招待客人。对于终日无所事事，在家中晃荡的我来说，哪有什么不合适的日子。父亲这样征询我的意见，不啻向我做出的一次让步。在如此温厚沉稳的父亲面前，我自然也就变得顺从无违了。随后，我们父子二人便这样商定了请客的日期。
在等待请客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明治天皇染恙的通告。通过报纸，这件事迅速传遍了全日本。而在这乡下一隅的农家，经过多次坎坷才最终决定为我而举办的毕业庆祝，就这样像尘埃一样告吹了。
“啊，还是自觉一些吧。”
戴着眼镜的父亲看着新闻说道。随后，他开始默默地考虑自己患病的身体。我也回想起在不久前的毕业典礼上，天皇每年按照惯例驾临大学的情景。
四
由于人数少而显得过于宽敞的古旧屋室内，气氛一片寂静。我取出行李中的书籍，开始翻动起来。为什么我会如此心神不宁？而在那个灯红酒绿的东京，任凭耳边回响着渐行渐远的电车声，住在宿舍二楼的我却能专注认真地逐页读书，静气凝神，愉快地学习。
我常常动不动就靠在书桌上打盹儿。有时候还会特意拿出个枕头，痛痛快快地睡个午觉。睡醒的时候，满耳充盈着蝉鸣之音。醒了之后耳边就一直是这种声音，这让我的双耳饱受嘈杂之声的困扰。我怔怔地听着，心里不时地产生莫名的悲伤。
我拿起笔给一些朋友写了些简短的明信片和内容较多的长信。这些朋友中，有的留在东京，有的回到遥远的故乡。有些人会给我回信，有些则音信全无。对于先生，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把自己回到老家后所发生的点点滴滴，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三页稿纸打算寄给他。在我封信的时候，忽然怀疑先生此刻是否还在东京。以往先生和夫人同时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位五十岁上下，梳着发髻的女士来看家。我曾经问过先生关于那位女士的事，先生却反问我：“你看像什么人呢？”我把她误认为是先生的某位亲戚。先生回答说：“我没有亲戚。”他和同乡故旧之间一向没有书信往来。那位我不知底细的看家女性，原来是夫人家的亲属，和先生并无关系。我再给先生寄信的时候，猛然想起那位女士将头发松散地用细带子系在身后的模样。如果信寄到的时候，先生夫妇刚好避暑出游了的话，那位梳着发髻的婆婆会立刻将它转寄到先生的所在地吧——这点儿智慧和热心还是应该有的。这么想着，我就清楚地知道没必要把这些事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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