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船上经过了漫长的航行，终于在一六八七年的六月十一日到达了英国，回到了我阔别已久的故乡，算下来，我已经离开英国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就仿佛我是个外乡人一样。我的恩人与忠诚的管家，即那位替我保管钱的夫人，还活在世上。可是，她的命运极其不幸，竟第二次做了寡妇，生计特别艰难。至于她欠我的钱，我叫她不要感到不安，并向她保证，我一定不会找她的麻烦。恰恰相反，尽管我现在的资财微乎其微，但为了报答她当初对我的关怀与忠心，我还是尽我所能接济了她。当然，这一点救助根本不能帮她摆脱困境。不过，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初对我的好心。后来，当我真的有足够的资本接济她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忘记她。关于这一点，下次再谈。
接着，我去了故乡约克城。我的父母亲已经过世，其他家人也大都故去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一位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总之，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又实在难以让我在这里安身立命。
就在这时，我碰到了一件知恩图报的善举，真让我感到意外地惊喜。那位带我回英国的船长先生，因为我使他幸运地得救了，也使他的船和货物幸免于难，就把我怎样救下大船和船上人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他的船主们作了汇报。于是，船主们邀请我去和他们以及有关的商人会面，不仅对我的行为大加赞扬，还送了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环境，考虑到就这些钱实在很难让我安安稳稳地生活，所以我决定去里斯本一趟，看看是否能打听到当年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我那合伙人的情况。我想我那个合伙人大概已经认为我死去很多年了吧。
怀着一丝希望，我坐上了开往里斯本的客船，大概在四月间到达里斯本。当我这样辗转各地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他一直是我最忠诚的仆人。
到达里斯本之后，我经过多番打听，终于找到了我那位老朋友，也就是在非洲海面上救了我一命的那位船长。这让我高兴极了。船长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早就不做出海这个行当了。现在他的儿子代替他当了船长，而他的儿子也已近中年了，还是在巴西做着生意。老人已经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同样认不出他了。但没过多久我就记起了他的相貌。当我告诉他我的身份之后，他终于想起了我是谁。
老朋友重逢，交谈的时候言辞也极为热切，这点是不用怀疑的。接着我就询问他我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的时间没有去巴西了。不过他可以向我担保，当初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曾委托的那两个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了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划归国库，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以归还，只是年年上缴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管家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应得的那一部分上缴。
我问我的老朋友是否知道，我那个种植园到底发展成了什么样子；顺便又问他，根据他的经验来看，我用不用亲自过去处理一下；等我到了那里之后，如果我提出想要恢复我的合法权益，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这个做法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障碍。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关于我的种植园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确切的数字，他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合伙人仅仅只凭着他那一半的产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富。而且他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年在我失踪不久后他曾听别人说，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被划归给国库了，似乎每年都被拨给了一个修道院或者是某一个宗教团体，数额应该是每年二百葡币，甚至更多。至于我想顺利地收回属于自己的产权，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当年与我合伙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他可以向政府证明我的身份，更何况我的名字已经注册在国家的登记册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人都是特别正直的人，并且都特别富有，所以，他相信，他们不仅会帮助我收回这份每年的收入，并且还会给我可观的一笔现款，作为我的资产在他们父辈管理期间的利润，或作为我的收入权充公之前的收入。因为，根据他的记忆，我的收入归公是最近十二年的事。
听了这番陈述，我有点担心与不安。我问老船长，开始我既然立了遗嘱，立他为我财产的终身继承人（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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