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船长说，他是我的财产继承人，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他一直得不到任何能证明我已经死亡的证据。在没有获悉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是不能行使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权利的。此外，由于相隔太远，对这种鞭长莫及的事，他不也愿意过多地干预。不过他确实已经将我的遗嘱注册登记过，也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交有关我生死的证明，那他早就会行使他的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让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老人家接着对我说，“你听了这事也许会不大高兴。这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都认为你已经葬身海底了，别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合伙人以及代理人就把你失踪后头六七年的所有利息都交给我了，我也全部收下了，不过那个时候正好是种植园需要扩充设备的时候，当时要建立糖厂，还要买一定数量的奴隶，所以那些利息已经没剩多少了。不过，我一定会把我所收利息的数目，以及我处理它们的途径，开出一份详细而可靠的清单给你过目。”
我向这位老人家就这些问题商谈了好几天，后来，他给我开出了一本关于我的种植园在最初六年的收入明细，这个账本上面有我的合伙人以及两位代理人的签字。他给我的东西都是现货，比如一卷卷的烟叶、一箱箱的糖，其中还有糖厂生产的其他副产品，比如甘蔗酒以及糖浆等。从他给我的账本上来看，我发现，每年的收入都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但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由于刚开始那几年的开支比较大，所以实际的纯收入并不多。尽管收入少是事实，老人家还是很诚实地告诉我，其实他还欠我四百七十块葡币，除此之外还有六十箱糖以及十五捆烟叶。那些货物是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途中由于失事而全部损失的。这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
这位善良而老实的人开始向我解释欠钱的原因，他诉说着自从我失踪后他的种种不幸遭遇，他说他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擅自拿了我的钱去弥补那些损失，用我的钱买了一艘新船。“不过，你放心，我亲爱的老友，”他说，“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我这里有。等我儿子回来之后，就可以把欠你的钱和东西都还给你。”
说着，老人又拿出一条旧布包，给了我一百六十块葡萄牙金币，并把他儿子开到巴西去的那只船上的股权开列出来，他在船上有四分之一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股权。
我对老人的善良诚实大受感动、不能自已，我想起了他曾为我做过的事情，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而且他不论何时总是对我那样慷慨大度，尤其是他现在还是我真挚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我开始问他，以他目前的处境，能否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来，这样是否会把他搞得很紧张，他说当然会紧张一些，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比他更需要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说的话完全出自真心实意，我听着他的话语，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差一点流下眼泪来。最后，我勉强收下了老人给我的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同时还向老人要了笔和墨水，写了一张已经收到一百块葡萄牙金币的收据给他。写完收据之后我就把剩下的那些金币又退还了老人，并对他说，如果我能要回自己的种植园，我连这一百个葡萄牙金币也全都退还给他——后来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至于他刚才写的那张关于出让老人在他儿子船上的那部分投资的字据，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肯收的。事实上我相信，只要将来我需要这笔钱，他一定会把钱给我，因为他的诚实是最好的保证。但是，如果我今后并不需要这笔钱，倒是能收回那些他认为完全属于我的产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再向他要一个铜板了。
谈完之后，老人又问我，要不要他帮我想想办法，去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我告诉他，我计划自己亲自去处理。他说，如果我愿意这样做，那就亲自去。不过，如果我不愿意，也有许多办法来收回我的产权，而且可以很快使属于我的利润归我使用。因为里斯本正有一批商船准备开往巴西，所以，他叫我到官方登记处去把我的名字登记入册，并加上他的证明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证明我跟当初征用土地开辟种植园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我把老人的宣誓书连同我附上的一份委托书按常规进行了公证。老人让我把这两份文件和他替我写的一封信一并寄给了他在巴西的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然后建议我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样方便等候回音。
结果，我的财产委托手续办得极为顺利，真可谓最公道体面不过了。信寄出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了那两位代理人（当年正是受托于他们两人我才离开种植园出海航行的）的财产继承人寄给我的一大包邮件，里面全是有关我财产委托方面的文件和信函。
第一，是关于我的土地或者说是我的种植园的收支流水账，从他们的父亲和我这位老朋友结算的那一年开始计算，总共是六年，他们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块葡币。
第二，是我被认定失踪后由他们来保管我的产业时留下的账目。这笔账目是这样的，从政府接管之前开始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认为我失踪（法律上把这种事情称为“民事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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