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他的叫嚷声,他的姐姐和母亲全都从隔壁房内跑了过来。
他们三人一块儿终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全家人都睡下很长时间了,帕科拉索夫仍在给保尔说着四个月以来的各种情况:“察尔基和杜巴瓦在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上大学去了,是预备班。我们这儿一共十五个名额,我也报了名,可没考上。”帕科拉索夫气哼哼地说下去,“什么都合格,就是政治考试给弄糟了。我跟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吵了起来。他问我一个小问题。
“他说:‘您对哲学的问题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可我当时想起了一个人,他曾在我们这儿当过搬运工,是个中学生,到处流浪过。可能是为了装样子,才来我们码头的。他告诉过我们:从前不知什么时期,在希腊有一些博学的学者,大家都叫他们哲学家。其中一个,好像叫做什么伊杰奥根的,一生都住在桶里,以及类似的许多无聊的事情吧……要是谁能够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证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那谁就是他们之间最有本事的学者,真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
“想起了这个学生对我说的话,我就狠狠地顶了那个考我的家伙几句。
“‘哲学就是故弄玄虚,空口说白话。我一点也不想花时间去研究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至于党史,倒还差不离儿。’这么一来,他们就追问起来了,我便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把我气坏了。我反问他们:‘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耍吗?’拿起帽子,我就出来了。
“之后呢,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位问我问题的考试委员,我们交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才明白那中学生的话是一派胡言。哲学原来是一门伟大而又重要的学科。不过杜巴瓦和察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念过很多书,可是察尔基比我强不了多少。准是他的勋章帮了忙。唉,只有我白白欢喜了一场。他们叫我在这码头上做管理工作,现在我当上了代理货运主任。从前,我总是和这些‘主任’们闹矛盾的,好嘛,现在我自己倒当上主任了。我总是以团委书记和码头主任的双重身份管教那些个懒蛋……说实话,他们什么事儿也骗不了我。好了,以后再谈关于我的事情吧。那么,我还应该告诉你一些什么消息呢?
“你已经知道了奥吉莫的事情,省委里始终没有进行工作调动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杜菲坦。杜科利夫当了索洛缅卡区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昂柯尼夫在共青团区委工作。塔莉亚当了政治教育部部长。你在铁路工厂里的那个职位已经被茨维塔耶夫接替了。对他,我不熟,只在省委会里见过面儿,看那样倒不糊涂,就是太傲气了。哎,你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吧?她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部长,也在索洛缅卡,别的嘛,我早已告诉你了。
“保尔,现在很多人都去上学了,老干部也都在党校上课。他们答应明年也让我上学去呢。”
两人一直谈到了后半夜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保尔醒来时,帕科拉索夫已到码头上去了。
他的姐姐名叫杜霞,长得很结实,样子和他很像。
她给他弄好了早饭,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东道西。
他父亲是轮船司机,眼下出航了。
保尔出门的时候,杜霞叮嘱他:“别忘喽,我们等您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跟从前一样热闹。
门几乎都关不上,走廊上、屋子里都是人,打字机不停地哒哒着。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会儿,没找见一个熟人,于是便走进了书记办公室。
身穿蓝色的斜领衬衫的团省委书记,正坐在一个大写字台后边。
他飞快地瞟了一下保尔,继续写他的字。
保尔坐在他对面,仔细地端详这个接替奥吉莫的人。
“你有什么事儿?”书记写好文件后问保尔。
保尔说了自己的情况,最后请求:“同志,请在团员名单上加上我的名字,将我派到铁路工厂去。”
书记将身体靠在椅背上。
“恢复你的团籍,这倒没什么。派你去工厂,那可就不好办了。最近刚选出的省团委委员茨维塔耶夫早已在那儿上任了。我们还是把你派到别处去吧。”
保尔皱紧了眉头。
“我去工厂不会妨碍茨维塔耶夫工作的。我只是去车间干活,不是想当书记,况且我身体还不大好;我请求别派我到别处去了吧。”
书记同意了。
他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了几个字。
“把这带给杜菲坦,他会为你办好这件事的。”
人事处理,杜菲坦正可劲儿地骂着助手——统计员。
保尔听出他们两个吵得不可能完结,便拦住了面红耳赤的杜菲坦。
“等一下你们再争论吧。这里有个便条,先给我办个证件吧。”
他接过条子,细细地看了好大一会儿后,又打量保尔。
等他明白过来之后便说:“啊!原来你没死?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早就把你的名字划掉了,你的卡片是我亲自寄交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体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期限了。根据中央指示,没登记的都一律开除。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重新入团。”
他的口气不容更改。
保尔反感地说:“哼,你还是老样子!你很年轻,可是比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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