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保尔都在这里工作一些时候，因为除了出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外，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自从安娜家那次晚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但欢乐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保尔推开一堆公文开，靠着椅子回忆起来了……屋子里很静。
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了，只剩下保尔一个。
窗子上冻出了奇特的霜花……桌上摆着一盏油灯。
炉火烧得特别旺。
保尔想起了前不久的事情：
八月，铁路工厂团组织派他率领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去了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他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转战在各个车站，恢复秩序，修理车辆，一直干到深秋时节。
他们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
以前，这里正是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方，到处都衰败荒凉，满目疮痍。
在古利亚伊至波列那一段，他们修水塔补水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保尔本是电工，不太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但是在那儿，他亲手用扳子拧紧了成千上万个螺丝帽。
晚秋的时候，列车才回到工厂。
工厂里各车间都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去……在安娜那里，人们又可以常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不见了，他总是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开心大笑。
工友兄弟们又能听他讲各种战斗了：穷苦的俄罗斯农民的起义、斯捷潘?拉辛以及普加乔夫的起义……一天晚上，安娜那儿又和往常一样聚集了好多年轻人。
保尔竟然戒掉了那几乎是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抽烟习惯。
那天，他就那么断然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事儿真叫突然。
当时大伙在争论：习惯比意志要厉害，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例如抽烟。
保尔始终没开口，可塔莉亚非让他亮亮自己的观点。
于是他说：“人应该支配习惯，不能让习惯支配人。我别无他论！”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出了声：“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真让他改改习惯吗？那怕就完了！他知道抽烟没好处，可就是戒不掉！”说到这儿，他变了语调嘲弄地问，“让他答复咱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认得保尔的，都会说：‘倒是骂得少了，但骂起来却很凶！’咳，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啊！”
一阵少有的沉默。
听了他那种腔调，大家伙都很反感他。
保尔并没有立刻答复。
只见他从嘴边缓缓拿下烟卷，将它揉成了碎末末，然后轻声说：“今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静默了片刻之后，保尔又补充说：“诚然，这是为我自己，不过也多少有点为茨维塔耶夫着想。如果一个人改不掉自己的坏习惯，那简直是一文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习惯，现下，还没有完全戒除掉。不过，连茨维塔耶夫也承认我骂得少多了。骂人是上下嘴唇一碰，不好拢住，不比抽烟。所以呢，我现在还不敢夸下海口一定改掉，不过，我是有这个打算的。”
快入冬了。
许多顺水而下的木筏堵塞在河道里面。
晚秋泛滥起来的河水，气势汹涌地冲散了木筏，这样河水漂走许多好木材。
索洛缅卡区又派出团员去打捞河里的木材。
保尔也不甘落后。
当时他正闹重感冒，他瞒着大伙，一声不响地苦干着，不顾个人的安危。
但是，病魔没有放过他。
他发烧了，得了急性风湿病，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
两星期后，他又回到工厂，但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
车间的工长见了，着急得干摇头说不出半句话来。
又过了几天，一个没有丝毫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失去了劳动能力，决定发给他抚恤金，让他退职。
保尔愤愤然地拒绝了。
他十分伤感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
保尔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
以前，母亲曾多次写信要他回去探亲……这时，保尔又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说的那句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领了两张卷在同一个纸筒里的证件：一张是党的，一张是团的。
为了免得太伤感，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回到母亲身边。
在那半个月中，母亲百折不挠地给儿子按摩、熏治那两条肿腿。
一个月后，他终于又扔掉了手杖。
喜悦再次浮上了他的心头，黑暗又变成了光明。
列车欢快地把保尔送回省城。
三天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个文件，分配他到省军委部下面去做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当上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团地方委员会又让他负责把散在这新区各个地方的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
从此，保尔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外面太热了。
樱桃树把自己的一条长枝伸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子……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尖顶钟楼上的金色十字架，明晃晃地闪耀在阳光下，恰似一团火。
窗外的小花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鹅，毛茸茸的身子跟周围的小草差不多是同一种颜色。它们是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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