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进去后不久，就有人进来了。
保尔在书架后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出那个人的声音——本州财经处长，一个英俊的高个子，带有军人派头的法伊洛。
保尔知道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哭着向保尔告状，说法伊洛花言巧语答应和她结婚，但和她同居一个星期之后就将她抛弃了，甚至和她见面时，都不说一句话了。
当这件事被提到监察委员会时，法伊洛还是逃脱了，因为女团员拿不出证据。
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那些进入办公室的人也没有看到书架后的保尔。
其中有个人问：“喂，法伊洛，你的事怎么样了？最近又有什么新收获？”
发问的人是法伊洛的一个好友，格里鲍夫，跟他是一路货。
“你应当祝贺我！昨天我成功地将科罗塔耶娃弄到手了。你还说我不行！错啦！老弟，我要是看中哪个娘儿们，我就保准……”
接下来，法伊洛说出了一句脏话。
保尔马上感到神经颤抖了一阵——这是极端气愤的预兆。
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保尔和她同时来的本州，因为是同事，两人成了好朋友。她长得很可爱，同时又乐于助人。同志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没有结婚，无疑，法伊洛所说的，就是她。
“你没撒谎，法伊洛？我看她的样子不像那种人。”
格里鲍夫问着，好像这出乎他的意料。
“我才不撒谎呢！比科罗塔耶娃更难搞的娘儿们我都搞到过哩；只要你知道怎么去搞。对不同的人得有不同的方法，得因人而异。有的当晚就到手，那是些废料！有的你需要追一个月才到手。这得研究她们的心理……老弟，这是门完整的学科，而在这一学科，我是专家。哈——哈——哈……”
那些听者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并逗他说出详情和细节。
保尔站了起来，紧紧地攥着双拳——心已在狂跳了。
“自然，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弄到手不容易，我不肯放弃，特别是我和格里鲍夫用一箱葡萄酒做赌注，打了赌。
“我运用战术……我去她那儿一两次，她不理我……侧击失败了……我便开始迂回，迂回，哈哈……“我讲我的英勇经历，我一味地假装可怜，总之，是击其薄弱环节……我千辛万苦啊……天不负我，我终于得手了！真是好事多磨——没想到她还是个chù_nǚ。哈哈！……真过瘾啊！”
法伊洛仍不知羞耻地讲着。
不知保尔是怎么一下子冲上来了。
“你这畜牲！”
保尔骂道。
“你骂谁畜牲？我还是你？你这偷听的畜牲！”
法伊洛不甘示弱。
显然，保尔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伊洛抓住了他的胸口反唇相讥：“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接着就打了保尔一拳。
其实他是喝醉了。
保尔抄起一只橡木方凳，只用了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
保尔的手枪不在身边，法伊洛捡了一条命。
因为他打伤了人，所以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在党的法庭上出席。
整个党组织各部门都集合到了市立剧院里。宣传部办公室发生的事儿惊动了所有的人。
审问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
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式的。
他无耻地说，这个案子应该交由人民法院审理，柯察金把他的脑袋打破了，应该判处强劳。
“什么？妇女对我的攻击，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我没有理睬她们。这不值得小题大作。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
说完他就离开了法庭。
后来保尔强忍着怒气叙述了经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也提出了生活准则问题。
绝大多数党员赞同开除法伊洛的党籍。因为做伪证，格里鲍夫受到了警告、严肃批评的处分。其他参加谈话的人也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后，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
因保尔的坚决申请，州党委同意了他到乌克兰团中央听候分配的建议。
得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后，他就动身了。
奥吉莫正好是乌克兰共青团委会的书记之一。
保尔过去看他，把事实经过对他讲了。
奥吉莫读着保尔的鉴定书，看到在“对党最忠诚”之后，是：
具备党员的涵养，只是在非常少的场合表现暴躁，无法自持，这是由他的神经系统受过严重的损伤造成的。
“呵，亲爱的保尔。”奥吉莫和蔼地说，“他们到底还是将那件事记在这个非常好的鉴定书上了。可你甭担心，就是再健康的人，有时也难免干出这样的事。你到南方去把身体养好吧。等回来，咱们再决定派你去哪工作。”
于是，他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
它的花园里有玫瑰花坛、喷泉和爬满葡萄藤的高楼。
疗养的人们都穿着白色的服装和浴衣。
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记下了保尔的姓名之后，他便进入了一所楼房拐角处的一个宽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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