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仓、储藏室、大酒窖、柴堆、厨房，也都查了一遍。
没有找到一点秘密地窖的迹象。
一个女仆睡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睡得很熟，连有人进去都没能使她醒来。
辛辽沙小心地把她叫醒了。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干活的吧？”
他问那个没完全清醒的姑娘。
她拉着被头盖住了肩膀，用手挡着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怎么回事，惶恐不安地说：“是的，我是干活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辛辽沙跟她说明来意，就走开了，并叫她赶快穿上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大的饭馆里审问老板。
老板一副有口说不清的样子，急得唾沫星子乱溅：“你们打算怎么着呢？我只有一个地窖。你再查一百遍也没用。不错，我过去开过旅馆，可现在已经是穷人了。彼德留拉的兵早把我抢得一干二净了，还差点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但我所有的东西，你们不也都看到了吗？”
他说话的过程中，总是伸展那两条又圆又短的胳膊。他那对充满血丝的眼贼溜溜的，一会儿看季莫申科的脸，一会儿看辛辽沙的脸，一会儿又看某个角落或天花板。
季莫申科威胁着：“你还想继续隐瞒下去？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赶快给我们说出地窖在什么地方！”
“哎哟，您怎么啦，长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
“我们的东西都被抢光啦，我们自己都在挨饿哪！”
她极想放开嗓子大哭一通，但却怎么也挤不出眼泪来。
“挨饿？哼，你们还雇着女工呢！”辛辽沙反驳着。
“唉呀，哪是女工呀？只不过是收留了个穷孩子嘛。她无家可归。叫霍列斯金娜自个说。”
“得啦！”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
“我们再搜！”
天空破晓了。
这里的搜查仍顽强地进行着。
因为搜查了十三个小时而没有一点线索，季莫申科心里十分窝火，正打算结束这种无益的劳动。
可就在这时，刚想迈出女仆房间的辛辽沙忽然听到她开口了：“肯定是在厨房的壁炉里。”
十分钟之后。
偌大的俄国壁炉被打开了，里面出现了一个活动的铁板门。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桶子和袋子开走了。
看热闹的人围了不少。
一个炎热的中午。
柯察金的母亲带着小包袱回家来了。
她自打从阿尔吉莫嘴里听了保尔被逮捕的经过之后，哭得跟泪人儿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中，悲伤一直折磨着这位母亲。
她几乎无法活下去，只好替红军战士洗衣服以便忘掉一些痛苦。
战士们设法给她解决了一份口粮。
这天晚上，阿尔吉莫喜悦地进门就喊：“保尔来信了。”
保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阿尔吉莫哥哥：
哥哥，告诉你，我还活着，只是不很健康。我的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不过现在快治好了。医生说，没伤着骨头，请你不必担心。我出院之后，可能休假，那时我一定回去看你。我离家前没见到母亲，事情变化又特别快，我现在已成为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个战斗员了；你肯定听说过科托夫斯基的名字了。我特别敬佩他。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她的小儿子在这里最亲热地问候她。请原谅，我太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保尔
再有，阿尔吉莫哥哥，请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些情况告诉她。
母亲又哭了好一阵——儿子连他住院的地址也没写给母亲。
辛辽沙总去那节写着“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列车。
琳丹和叶戈纳金亚娃就在位于这节车厢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叶戈纳金亚娃的嘴角永远叼着一支烟卷儿，嘴角挂着自信的微笑。
辛辽沙不知不觉地跟琳丹亲近起来了，在每次简短的会见中，除了带走宣传品和报纸外，他还从车站上带着一种朦胧的愉悦之情返回镇上。
每一天，政治部的露天剧场都会挤满了工人和红军。
在铁轨上停着十二军的宣传车，车身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宣传画。
这宣传车昼夜都在工作着。它有一个印刷部，整天忙于排印报纸、传单和布告。
因为，前线离这儿并不远。
有一天晚上，辛辽沙偶然进入了剧场。
他从红军战士中找到了琳丹。
夜深人静时，他送她回了车站。
这时，不知为什么辛辽沙突然对她说：“琳丹同志，为什么我老想见到你呢？”
接下来他又补充：“跟你在一块感觉特别愉快！每次和你见面后，我就受到莫大的鼓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琳丹站住了。
“我告诉你，布洛扎克同志，咱们约法三章，我不喜欢这些抒情诗，请你今后不要再作了。”
辛辽沙像一个被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红涨着脸说：“我跟你这样说，是把你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好像我说了反革命的话似的。今后，琳丹同志，我自然不会再这样了！”
急促地握了一下她的手，他转身就跑往镇上。
之后几天内，他都没去车站。
当然，他确实很忙。
有一天晚上，在舒厂高级职员——都是波兰人——的住宅区时，有人朝他开枪。
搜查住宅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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