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在中学里也参加了红卫兵，好像还是个头头。原先儿子见了他这当爹的，总像耗子见了猫。可自打戴上了那三寸宽的红箍，李健便有了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总在李云龙眼前晃来晃去比较放肆，大有要和他平起平坐的意思。这要放在以前，李云龙早揍这小兔崽子了，他不能容忍这么没规矩的孩子。可眼下他却有些底气不足，未敢轻举妄动，因为他还没闹明白，这个红卫兵组织是咋回事。看样子这些浑小子不像在胡闹，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戴上这红箍啦，还八次接见这些毛孩子？李云龙可太了解李健这类小浑蛋了，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也许毛主席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无法无天调皮捣蛋的浑小子组织起来干点儿正事，省得他们无所事事，到处胡闹。所以李云龙一时还没考虑好，是否该管教管教李健。
其实和那些当了红卫兵的半大小子一样，李云龙的骨子里也不大安分，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早让他厌倦了。他喜欢有刺激的生活，譬如战争，就总能给他带来难以言述的快感，问题是，战争不可能总有。和平环境也许对所有人都合适，唯独对李云龙不合适。
他看见那些半大小子穿着父辈们穿旧的黄军装，腰扎武装带，戴着红袖章，表情严肃地排着队，嘴里唱着不知是哪位快手创作的“造反”歌曲：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
这些半大小子哼着这类歌去抄家，“破四旧”。站在大街上拦截自行车，用改锥卸下被认为是“四旧”的商标牌。除“飞鸽”因代表和平，“永久”比较中性外，其余牌子都是“四旧”，需要扫除。红卫兵一言九鼎，一开口就成了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连警察们见了他们都点头哈腰，邻里间出现纠纷也要找红卫兵去评理，红卫兵的声望简直如日中天。
看到这些，李云龙的心里便有些莫名其妙的躁动，既有几分羡慕又有几分失落感，觉得如今连堂堂解放军都靠边站了，偌大的中国成了这些浑小子的天下，让他们撒着欢、打着滚、由着性子折腾，还落个“革命”？世上哪儿找这等好事去？
当红卫兵要有行头，那天李健理直气壮地向李云龙要军装穿，这小子对新换发的国防绿军装不屑一顾，专找1955年发的人字呢黄军装，肩膀上还必须要有佩肩章的扣眼儿，衣服不能太新，最好是洗得发白。武装带也不能含糊，要那种厚牛皮做的，三寸宽，黄铜扣上有八一五星图案的苏式武装带。李云龙见儿子在他衣橱里肆无忌惮地乱翻，心里踌躇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敢揍他。
儿子最近常常哼着这样一支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浑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出来，
要是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
李云龙虽说平时嘴里日爹操娘惯了，可将“滚他妈的蛋”之类的糙词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他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心里还是挺受用的，有时还觉得儿子挺给自己长脸。
田雨和李云龙想的可不一样，当他听到李健哼到“滚他妈的蛋”时，脸都气白了，她怒斥道：“谁编的这首歌？野蛮、粗俗，以后再不许唱了，‘文化大革命’总不能把文明都革掉，只留下野蛮吧？”
李云龙倒不以为然：“嗨，男孩子嘛，来几句国骂也不算什么。他老子我不是也经常来上几句吗？”
“是呀，你我可管不了，可儿子是我的，我就有权利管他，我就不允许他学得这么粗俗。这么小就学得满嘴脏话，长大了还不当流氓去？你呀，就是这样，平时不高兴就拿孩子出气，该管的你倒不管，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你看你看，怎么朝我来啦？得，我不和你吵，男不和女斗。哼！女人嘛，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天下发生这么多大事你都看不到，只关心眼前的鸡毛蒜皮。你知道吗？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史无前例你明白吗？就是自打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现在几千年从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场大革命，以前的一切规矩都不作数啦，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嗯……十七年了，毛主席说了，这十七年都是被坏人掌了权，他老人家被架空了。娘的，我这才明白过来，我说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儿呢，1960年饿死这么多人，原来都是那些黑帮闹的。我看，枪毙他们都不多。”李云龙很是义愤填膺。
这一说，田雨就再不吭声了。所以李云龙认为自己的话很有说服力，硬是怪了，自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理论水平？
形势变化太快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可真是个万花筒，轻轻一晃，新的图案就出来了，根本就没有重样的，真令人眼花缭乱。李云龙有些反应不过来了。红卫兵抄家那阵子，李云龙处于兴奋状态，眼前的情景常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给地主糊个高帽子戴上，再找根绳套在地主脖子上，牵狗似的。地主在后面颠颠地一溜儿小跑，手执小铜锣边敲边喊：“我是土豪劣绅……”庄稼汉、泥腿子、大姑娘、小媳妇都分站在道两侧，你一拳我一脚，鹅卵石、臭牛粪劈头盖脸砸去……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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