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很严肃地问过李健：“你们打土豪得的‘浮财’是怎么处理的？”
李健懵头懵脑地问：“爸，什么叫浮财？”
“嘁，连这都不懂？还他娘的打土豪呢？要说干这个，你爹我可是老资格了。‘浮财’就是除了房产田地以外的财物，像什么袁大头、金银首饰、绫罗绸缎、樟木箱子什么的。哼！你小子，还‘六月的冬瓜——毛儿嫩’呢。”
“噢，明白了。我们是这么办的：只要是纸做的，像字画书籍之类的就点把火烧了；要是易碎的东西，比如瓷器什么的，就索性让它碎了。这样比较省事，当然，要是金银衣服类的就不能毁了，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就上交了。”
李云龙搔搔头皮疑惑道：“过去打土豪不是这样，浮财都集中起来，按村里穷人的人头份平分。当然，有的东西不可能分匀，比如一头牛你咋分？总不能一人砍条牛腿吧？所以几户人家分一头牛，算大家的，共同使用。现在抄家可能是老规矩不作数了，浮财不分了，那上交给谁呢？”
儿子回答：“当然上交给国家了，国家专门办了抄家物资上交点儿。”
李云龙有点儿明白了，当年打土豪抄得的财物一部分用于红军的军费，剩下的就给本村穷人分了，土改时抄得的财物也是本村穷人均分，政府并不伸手。现在可能是规矩变了，浮财不许分了，政府要用。
抄家风很快就过去了。据儿子李健解释：“是因为实在没啥可抄的了，该抄的哪家都是被抄过两三遍了，屁也没有了。有些坏人家更气人，明明是地主或资本家，可家里的摆设还不如咱家呢，我见过一家，除了破被子和几件破衣服，就一个大咸菜坛子还算件东西，让我们一怒之下给敲漏了。可他家成分还真是资本家，我很奇怪，怎么还有这么穷的资本家？要不然我们还真把他家当成贫农了。”
这好比练武的人相互过招，闪电般地一交手再各自闪开，这叫一回合。“文化大革命”第一回合是奔“三家村”去了，“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是陪衬，死老虎再拿出来打打也无妨。第二个回合就有点儿石破天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倒台把李云龙惊出一头汗来。刘少奇和陶铸怎么样他不太清楚，可邓小平他还是挺熟的，这个前129师政委是他的老上级。按照军政各负其责的制度，赵刚和邓小平打交道多一些，毕竟是垂直领导。李云龙曾多次听邓小平讲过话，还挨过这位政委的批评。至于这位前129师政委是怎么和刘少奇、陶铸搞到一起去了，李云龙就不太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隔三岔五地就搞一次运动，闲着的时候少，有条规律是铁定的，每次运动都要有人从政治上垮台，李云龙早习以为常了。平心而论，像省、部、军这一级干部，中央还是挺拿他们当回事的，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首先传达到这一级。虽然对党内历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也有想不通发牢骚甚至骂街的时候，但有一点他是绝不会变的，那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作为一个在毛泽东麾下浴血冲杀几十年的老兵来说，那种对领袖的崇敬早已融化在血液中，浸入到骨髓里了。战争年代，无论党和军队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毛泽东都能神奇般地化险为夷，他不是凡人，是神，听毛主席的准没错。
李云龙觉得自己有了一种突然的感悟，明白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以前他总觉有什么不对劲，心情压抑，爱发牢骚爱骂街，令人不满的事举目皆是，可又说不出来。远的不说，1960年那场大饥馑一直使他铭心刻骨，心中总像堵着什么，饿死这么多老百姓，总要有个负责任的吧？谁知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想想，事情便有些明白了，党内还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决策总是贯彻不下来，原因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时时干扰和破坏，能不出事吗？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实在太必要了，不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理难容。想起前129师政委邓小平，李云龙便生出几分惋惜。他咋跟刘少奇他们整到一块儿去了？他可是打过仗的人，不像那些从白区来的人，鬼知道他们在白区都干了些什么。邓小平他不应该呀，官当大了，人就容易变，最后就走到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去了，人哪，学好难，学坏可是一眨眼就出溜下去了。
李云龙近来心情很愉快，因为眼前的生活一改以前死气沉沉的状态，每天都生出很多新意。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比较贫乏的人，只会亦步亦趋地学别人。前些天他的汽车从街上过，见大街小巷到处是手舞足蹈的人，心里好生奇怪，便命令司机老常停车，他要亲自看看。闹了半天才知道，群众是在跳忠字舞，挺简单的，好学，道具只需一本毛主席语录。群众见他是个解放军首长，便热情地邀他共舞，李云龙本不喜欢跳舞，可这关系到对毛主席的思想感情问题，于是也笨手笨脚地舞之蹈之。司机老常和警卫员小吴见一贯严肃的军长今天居然在大街上左臂前屈，身子做弓箭步状，以示勇往直前。这两个家伙觉得很滑稽，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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