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学习不敢当，互相学习吧。其实老同志有什么？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儿，工作经验丰富点儿，仗打得多一点儿，没什么嘛，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儿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
“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
“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工作上有啥困难，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也比较听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也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接收了。
“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
“是的，调来之前我在xx军xx师任政治部主任。”
“哦，连升sān_jí，你们搞政工的如今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啦，仗没得打了，用处也不大啦，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儿条件嘛。”
“李军长，我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我开展工作。”
“这很简单，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就是这样。”
“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些？”
“具体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都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有原则。那就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
马天生微微一怔，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却很成问题。
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儿小小的“火力侦察”，就发现了不小的问题。“李军长，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
“那就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
马天生走出门时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还隐隐约约感到，此人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平心而论，就理论水平而言，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只有乖乖听着的份。马天生人品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地，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儿困难，马天生知道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
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儿，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自觉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资历可太重要了。
1955年授衔时，马天生亲眼看见一个佩着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时，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还不干净地发着牢骚：“他妈的，没法儿干啦，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什么上将中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这件事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可没法比，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尽量表现出很尊重李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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