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绣像本的省净，我们当然可以怀疑书商为了减低出版费用而删削简省，但问题是在看到《金瓶梅》一书的畅销程度之后，扩充增改现有的书稿，称之为真正原本在市场上发行，同样是书商有效的牟利手段。就连词话本错杂不工的回目对仗，我们都可以争辩乃出自书商或书商雇佣的“陋儒”之手。提出这一点来，不是因为我定然相信这种假设，而是希望借此提醒读者，在版本的先后问题上有很多可能性。也许，《金瓶梅》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将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案，但在我看来，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欣赏这部奇书本身。从具体的文本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绣像本和词话本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是一件更加有意义，也因为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而更加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工作。如果这本书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抛砖引玉的工作，就是我最高兴的。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读者接受方面，看出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观点、评判，总是于不知不觉间受到本时代之意识形态大方向的制约；唯有意识到这一制约，才不至于完全被其辖制。譬如说词话本的发现，恰逢“五四”时代，人们扬俗抑雅，扬平民而抑贵族，并认为一切之文学，无不源自民间，于是施蛰存氏才会作出这样的论断：“旧本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鄙俚之处，改得文雅，拖沓之处，改得简净，反而把好处改掉了也。”[10]文雅、简净本是赞语，这里被用作贬语；鄙俚、拖沓，本是贬语，这里被用作赞语。前面已经谈到这是典型的“五四”论调，但问题在于，正是这样的观点，即民间文学是万物之源，才会导致写过一部《中国俗文学史》的郑振铎氏在其评论《金瓶梅词话》的开山之作中认为文雅之绣像本出于鄙俚之词话本。此语一出，遂成定论，竟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之研究者均无异言。但假如我们设想张竹坡或其他清朝文人看到词话本，他们是否反而会认为鄙俚拖沓之词话本是文雅简净之原本的大众化和庸俗化？既然1643年（崇祯七年）已经出现了《金瓶梅》改编而成的戏剧（事见明末文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条记载），那么在词话本、绣像本之刊刻年代尚未分明，其原刻本渺不可见的情况下，我们又从何可以断定那时没有由《金瓶梅》改编的说唱文学——一部《金瓶梅词话》？在这里，我不是说张竹坡一定就会那么想，也不是说张竹坡如果那么想，他的观点就一定正确，我只是想指出，我们的很多观点与结论都受制于我们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某一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到了另一时代未必就行得通。我们只有心里存了这个念头，才不至完全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三底本、体例、插图及其他
本书所用小说底本有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北大图书馆藏本于1988年影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无名评论者的批点，东吴弄珠客序（此序无日期）。二，文学古籍刊行社1988年重新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即1932年在山西发现者，当时曾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1957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落款时标有字样“万历丁巳”也即1617年）。三，张竹坡评点本，题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有署名“谢颐”的序（1695年）。
本书采取的三部现代版本分别是：一，1990年由齐烟、（王）汝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山东齐鲁书社联合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这个本子校点精细，并附校记，没有删节，对于绣像本《金瓶梅》的研究十分重要。二，1986年由戴鸿森校，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新校点本金瓶梅词话》。三，1998年由秦修容整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只可惜后两个版本都是所谓洁本，“会评本”甚至将小说中做爱段落的绣像本评点、张竹坡评点也一并删落，虽然可能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但这样的做法未免破坏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那些做爱描写是作者刻画人物、传达意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之笔），而且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大为不便。
在提到《水浒传》时，我参考的底本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这个本子是郑振铎、王利器、吴晓玲三位学者在《水浒传》各个不同版本（如最早的武定侯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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