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我去了煤建公司宿舍，刘玉芬和周克武夫妻俩齐心协力地做了十几道菜，还上了一瓶“琅琊特曲”，两口子共同举杯给我敬酒，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感谢话，周克武把一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后，情绪夸张地说：“刘玉芬虽说是个临时工，可缫丝厂好歹也是堂堂的国有工厂，煤建公司的这帮龟孙子现在见了我就给我点烟，说我老婆又漂亮，又当上了工人，没人能跟我比。我的老婆怎么能去卖鱼呢？”
煤建公司的人都知道缫丝厂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招进去的全是看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周克武的头绪大、路子宽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嫉妒，周克武故意不说明刘玉芬是临时工，他装聋作哑，将错就错地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心里比喝了好酒还要舒服，从他记事起，他从来就没听人表扬过自己一句，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周克武那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种假象的荣耀陶醉了。
那天酒喝得特别尽兴，我甚至觉得周克武并没有那么可憎，一个城市的小瘪三，守着一个美丽贤淑的媳妇，既没有社会角色的优越感，也没有家庭角色的自信心，借酒壮胆，借酒发疯，他只有靠打老婆这种外强中干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我问他表姐刘玉芬上班后，孩子怎么办？他匆忙咽下还没嚼碎的鸡肉，指着桌子边坐在竹篓子里啃苹果的孩子说：“把周洋往篓子里一塞，带到公司跟我一起上班，一上午发一块饼干，小东西动都不动一下！”我说：“你带孩子上班，公司怎么会同意呢？”周克武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豪情万丈地吹了起来：“上次我把杀猪刀往外一抽，公司领导一个个吓得尿裤子。谁他妈敢管我，我就把他的血当自来水放了。”刘玉芬神色紧张地拿走酒瓶，岔开话题对我说：“别听他的，酒喝多了”。
在庆祝缫丝厂投产一周年的庆功酒宴上，我与张春雷厂长碰杯时，张厂长问我：“老婆找到没有？那么多女工，你一个没看上？”我说：“我表姐工作的事，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再到你厂里来选美，那无异于给你捣乱。”张厂长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厂的缫丝女工，可我们是缫丝厂，不是电影厂。”他突然转了话头，“你那个表姐怎么样？到现在我连人都没见过，哪天你让她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要是合适的话，调到厂办来工作。”我说：“恐怕不合适，她是临时工。”
当天晚上，我就去煤建公司宿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刘玉芬，她很为难地说：“能有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调工作，也不想见厂长。”
周克武有些沉不住气了：“兄弟为你的事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还不知好歹，蚕茧抽丝整天泡在水里，把手都泡烂了，你明天就去见厂长，听到了没有？”
刘玉芬面对周克武这样的责问，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痉挛，所以她的回答几乎是本能性的：“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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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张厂长，我来了！”
张春雷第一眼看到二十七岁的刘玉芬时，手中拿着的香烟掉到了桌上的生产报表上，浑然不觉。他没想到，缫丝厂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惊艳的女工，刘玉芬不着脂粉，天生丽质，高挑匀称，温婉清秀，眼睛里弥漫着迷人的迷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张春雷觉得刘玉芬不仅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工厂里，就连出现在这座县城也是不应该的。他对刘玉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做蚕茧抽丝的活，太委屈你了！”香烟烧着了桌上的报表，闻到焦煳味的张厂长连忙按灭了香烟。
当天下午，刘玉芬就被调到厂部上班了。
县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不到十人，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厂区、运送废料、夜班看仓库之类，刘玉芬在蚕茧抽丝车间做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她和另外几名临时工把泡在池子里的蚕茧用手工剥开，再送到机器抽丝的工作平台上。她在厂里的地位就相当于生产过程中残次品或下脚料，没人注意过，刘玉芬每天埋头干活，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自信跟城里的女工交朋友和套近乎，她的全部目标就是一月的二十八块钱工资，这笔钱可以解决她家大半个月的伙食，直到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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