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周克武照常上班，不仅没有退赔赃款，就连留职察看的处分也没下发。
反正偷的是国家的煤球，又不是哪个私人家厨房里的煤，犯不着为了挽回一百吨煤球的损失而丢了一条人命、毁了一个家庭，这么一说，党委会的意见迅速达成一致，周克武偷盗的事以后再说。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克武虽没去坐牢，但再也不敢偷煤球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就撑不下去了，儿子周洋由奶粉改吃米糊，孩子极度抗拒，不吃不喝，跟娘老子玩起了绝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嗷嗷直叫，刘玉芬急得在一旁落泪，正在喝酒的周克武借着酒劲一脚踹倒刘玉芬：“你他妈哭丧呀，老子喝酒都喝不安。”
偷煤球被抓让周克武丢尽了脸面，心烦意乱中恢复喝酒，而且喝得变本加厉，只要喝得醉醺醺地上班，别人怎么议论他，都像耳旁风，听不见，也听不进。喝多了酒的周克武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刘玉芬在床上为他服务，他在街上录像放映厅里看过好多黄色录像，看完后回家就逼着刘玉芬按黄色录像的镜头和姿势伺候自己，刘玉芬没看过黄色录像，加上心理上的抗拒，所以很难做得尽如周克武的意，每当此时，周克武就会骂刘玉芬：“你这头蠢猪，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重来！”刘玉芬恶心地从头再来，直到把周克武伺候得像一头死猪一样沉沉睡去。那时候，坐在黑暗中的刘玉芬望着窗外稠密的黑暗，她想到了死，可自己死后儿子怎么办呢？还有乡下的父母，他们在等待着女儿在城里幸福生活的喜报，而不是跳湖自杀的死讯。刘玉芬搂着儿子在周克武醉生梦死的鼾声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对于刘玉芬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黑暗。
家里眼见着揭不开锅了，刘玉芬准备去菜市场卖鱼，挣些钱贴补家用。那么多小买卖可以做，刘玉芬为什么要去卖鱼？是卖鱼赚钱容易，还是出于对于耕田的怀念？只有刘玉芬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周克武听说刘玉芬要去卖鱼时，抄起空酒瓶就砸了过来，他砸刘玉芬就像小孩子投飞镖一样随意而轻松。刘玉芬头一偏，躲过酒瓶，嘴里争辩着：“钱都被你喝酒喝光了，买米的钱都没有，不去卖鱼，日子怎么过？”周克武吐出嘴里的烟头：“我他妈堂堂国家正式职工，你这下三烂居然要去菜场卖鱼，我的脸往哪搁？”刘玉芬想说：“你还有脸吗？”心里虽这么想，但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
刘玉芬跑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县城建局只是一个小技术员，无权无势，到哪儿去帮她找体面的工作？可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刘玉芬来说不只是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意味着她在自食其力后瓦解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她极其谦卑地向我表示了感激：“给你添麻烦了！”
自从上次我跟周克武正面交锋后，已经两年多没跟他们来往了，一是我对他们糟糕的婚姻无比绝望；其次是我自己的恋爱婚姻也陷入了死局，所以这两年我很少回乡下，也很少跟外界接触。我那在国民党“总统府”做过木匠活的父亲对我非常恼火，说我书读上去了，见识却降下来了。原因是我不愿跟城里姑娘恋爱结婚，而全县乡下女孩能考上大中专的，比上吊自杀的还要少，几乎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一次单位同事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县医院护士，那个刚刚接触了城里脂粉和霓虹灯的乡下女孩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乡下考进城，还要我再找个乡下婆家，这太荒唐了。介绍人真不负责任，要是知道你是乡下的，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见面。”还没等小护士说完，我抢在她前面拂袖而去。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刘玉芬虽神情有些憔悴，但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没有伤，我以为刘玉芬生了儿子后，周克武对他改变了态度，就有些自以为是地说：“看来，两年前我警告周克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刘玉芬平静地说：“他现在往我肚子上踹，往腿上踢。”刘玉芬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或是说传说中的事。我被她的平静深深地刺伤了，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周克武不得好死！”
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到新建的县缫丝厂上班，从事的是蚕茧抽丝工作。月工资二十八块钱，厂长说逢年过节还会发一些面条、糖果、月饼、毛巾、卫生纸之类的福利。新建的县缫丝厂是把本地的蚕茧加工成蚕丝后卖往江浙沪的丝织厂，我参加了工厂的厂房施工图纸的绘制，在工地上待了三个多月，从县计委派来的厂长张春雷随时要改变施工方案，我就随时配合他篡改专家的设计图纸，工厂建成后他对我相当满意，投产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缫丝厂都是女工，一百多号，拣漂亮的挑，想挑谁就挑谁。谁要是不从，我就把她给开了！”
我没挑女工做老婆，而是把表姐刘玉芬介绍到工厂去做女工。
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煤建公司是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刘玉芬虽买了城里户口，但其父母不是城镇居民，所以不能享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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