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教廷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教廷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教廷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
教廷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教廷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教廷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教廷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从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教廷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教廷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教廷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教廷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教廷印蓟话黄小兰全文阅?a/"target="_blank"/２灰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教廷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教堂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n囊崭葱嗽硕、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教堂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教廷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l乇鹗悄侵种赶蚓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br/
教廷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教廷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教廷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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