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残疾人没一个吭声的，有的人慢慢往后退。
卫炳乾又说：“往前面来，好好看一看，他到底是谁？”
这时，刘义修沉不住气了，大声说：“谁叫你们跑到这里来的，都给我回去！”刘义修看看前面那个男子，“你来干什么，还不赶快把他们带走！”
那个男子说：“刘理，你……哎……”
贾士贞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刘啊，你为什么不带领他们到电视台去闹啊！那样才显得你有威信，是清官啊！那多壮烈啊！终于有人为你伸冤了呀！”
“贾部长，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刘义修慌了，“贾部长，我向你检讨，我刘义修多少也是个正处级干部，我再愚昧也不能干这种蠢事啊！”
“好了，老刘，我已经看出一点门道来了，我们相信这件事你或许真的没有导演，但一定事出有音，如果只是几个残疾人自发的，那就算了，如果真的有机关干部在幕后指使他们跑来故意制造影响，而且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后果自负。”
就在他们讲话时，那个领头的男子不见了，而那些残疾人也纷纷离去了。
卫炳乾说：“刚才站在前面的那个领头的也是残疾？他是干什么的？”
“他……他不是残疾人，他是……”刘义修慌张起来。
“算了！”贾士贞拍拍卫炳乾，“这事让老刘去处理吧！”
贾士贞和卫炳乾刚离开，章之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只见刘义修指着章之的鼻子，发了顿火，章之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又一天紧张的演讲、答辩，全部工作结束了。
随后，将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总分前三名名单通过电视和报纸向社会公示。
与此同时，市委组织部派出三个考察组，对九名候选人进行全面考察。着重于道德品质、实际工作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必须列举典型事例，不得空洞无物。贾士贞亲自召开会议，提出改革考察干部的方法，不得只谈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不得限制谈话时间，要让更多的群众发言。群众反映出来的问题要事事、件件有落实。考察材料不得只讲成绩、讲空话、讲大话，要言之有物，要讲事例，不简单下结论。缺点错误要实事求是，真实、具体。考察结束后，除了要对当事人写出综合考察材料，必须附上原始谈话笔录。最后，所有考察组人员都必须签名。
贾士贞和韦旭、卫炳乾匆匆赶去末臾。末臾县即将差额选举县委副书记一名，副县长两名。而且县委副书记的选举不再是党员代表，除全体党员外，还按党员一比一的比例产生群众代表，以及各层次的干部代表；副县长的选举不单单是人民代表，同时按照各乡镇的现有人口数十比一产生临时代表，因此这样的选举是前所未有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了，组织者必须认真而严格。县委副书记的两名候选人由市政府副秘书长罗成和下臾县委组织部长竞选；两名副县长的候选人已由市委组织部从去年公选干部的后备人选中产生四名；县委组织部长暂不产生，由省委组织下派的副调研员贡平代理。
贾士贞在大会上强调：“大家知道在中国，干部制度改革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一些地方试行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副县处级干部，本世纪初，开始出现‘公推公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扩大了公开性和民主成分，公开性扩大，减少了暗箱操作，参与决定人选的范围扩大，干部的任用需要更多人的同意。这些都有利于克服简单提拔模式造成的弊端。
“但试验不应停止。从提拔模式向选举模式转变，这是权力授予上必然的方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但改革并未完成，开放仍需扩大。权力体制的变革处在急需突破的关口，选举授权模式代替提拔任命模式，是必须完成的课题。”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刺耳的理论，但有一点他们感受到了，也许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文明！
“提拔模式下的权力，就设计而言，可能也希望达到代表民意的效果，但就其实际运行而言，因为它将权力授予变成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决定，而作出决定的这几个人或一个人是否具有代表民意的可能，实际上是一个疑问。哪怕完全的‘出以公心’‘体恤民情’，仍然可能未能抵达民意，何况把权力授予如此寄托于个人体恤的良心和体察的能力，本身就有着巨大的风险。
“怎样实现提拔模式向选举模式转变，基于认识上的差异，可能人见人殊，但通过民主来实现社会的治理，应该已无疑义，问题只是体现为何种形式的民主而已。但无论何种形式，都当体现民主的要义，那就是权力必须获得公民或者代表以投票方式表现的同意。
“干部制度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推公选’的破茧为干部制度的创新与突破进行了初步探索。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始终面对着一个涉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基本问题——民主。作为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干部制度也应当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当然，这种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公推公选’虽然体现民主参与，通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公平化的民意表达和政治选择机制，但是，最终还要决定达到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挑人’为‘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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