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人员在六月一日晚间撤出。二日整天则徒劳无益地在各个码头间东奔西跑，因为谣传有一艘医护船来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车通信员轰隆隆地捎来讯息：能走的伤员只要被带到东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离。许多正常定义下的重伤员抓住这个最后逃命机会，从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车上，还有人拿煤镐和耙子当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军正逐步撤退，纽曼的主要责任是防止他们占据这间房子，他将之当成最后一搏的据点。草地上铺着用布条做成的大型红十字，德国空军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纽曼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法军指挥官似乎理解。他没有占用房子，但持续在周围土地挖掘战壕。几颗零星的炮弹开始落进花园里。
入夜之后，法军开始拔营，继续往敦刻尔克撤退。在“小红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访客将是德军。至于确切时间，每个人看法各异，但是德军的白色“胜利火箭”已经越来越近。
伤员静静躺在病榻和担架之际，工作人员聚在地下室准备最后一顿晚餐。他们想办法大饱口福，配上从“小红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弹奏着手风琴，但是没人有心情唱歌。
纽曼少校上楼找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飞行员。他几天前被击落，因伤而被送到这里。两人都知道俘虏人与被俘虏人的角色即将对调，但彼此心照不宣。纽曼想要好好恶补一下德文，以便在敌军到达时使用。赫尔穆特耐着性子教他说“rotehiessen”之类的词汇——意思是“红十字会”、“别开枪”。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间的午夜，最后一批法国守军已经往码头撤退了。在“小红帽”，所有人除了继续等待之外无事可做。纽曼派两名医务兵到栅门门口站岗，权充接待。一名军官守在大门外的门廊上，他们奉命一看见德军就立刻通知纽曼。纽曼准备一套投降用的干净制服，然后窝在厨房的石头地板上睡几个小时。
兰利中尉躺在门前台阶的担架上。天气又热又闷，而且苍蝇闹得厉害——所以他请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时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命运。他是冷溪卫队的军官，而在上一场战争中，冷溪卫队是出了名的不留敌人活口。这个名声是否流传了下来？若是如此，德军很可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以兹报复。他最后要求两名医务兵把他的担架抬到栅门附近。如果他难逃一死，倒不如早点了结来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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